「每次步入呼吸ICU这扇大门，我的目光就会不由自主地停留在那八个醒目的大字上——『呼吸相通，休戚与共』。所有人一进门都能看到这幅字，尤其是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感受可能更深。它强调了我们与患者的关系，所有工作人员对患者的要求、目标相同。就像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自我提点，可以说这八个字是我们团队共同的信条。」

讲起与呼吸ICU的故事，湘雅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罗红教授的眼神里盛满了深情。三十多年来，她亲历了这里从最初的方寸之地发展到如今规模，心中满是回忆和感慨。

但凡慢阻肺病急性加重的病人能顺利脱机，大家都像过节一样高兴

「1998年，我从呼吸专业研究生毕业正式踏入湘雅二院呼吸科的大门，只有四十余张普通病床，就像一个小小的医疗方阵，PCCM（呼吸与危重症医学）这个如今响亮的名字，在那时还根本没有概念，遇上呼吸衰竭这样的危急重症，缺乏有力的武器，大家都会感到力不从心。我们的老主任陈平教授很有远见，他专门从普通病房开辟出了我们科最初的五张呼吸监护病床。」

「我们2003年设立了拥有14张病床的呼吸二病区，是湖南省最早拥有呼吸监护病房的科室。6张重症监护病床，8张亚重症病床，这意味着从气管插管行有创机械通气到无创呼吸机过渡再转入普通病房，危重症患者终于有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生命缓冲带。现在回想起来，我是何其幸运，初入师门就得以在这样的生死场上跟随老师、前辈们学习，积累经验。」

「当时收治的病种相对单一，RICU主要收治呼吸系统疾病导致的呼吸衰竭，但人手却严重不足，除了护理姐妹的协助，我们要身兼医生和呼吸治疗师的双重角色，从疾病的诊断治疗、气道管理，到呼吸机参数的调整，整个救治流程都由一个人全周期负责。有一个很直观的例子：虽然那时科室已经开展了有创机械通气治疗，但慢阻肺病急性加重的患者很大一部分原因恰恰是因为气道管理出了问题，比如因为管理不到位引发了肺性脑病，必须立刻插管上呼吸机，这样的病人进ICU的概率很高。那段日子，真多亏了我们年轻，有使不完的力气和精力，硬是用『人盯人』的方式守护在病人床旁。」

「有一位名叫曾仁华（化名）的老人，近七十高龄。此前他从未规范治疗过慢阻肺病，还常骑着摩托车去钓鱼。有一次感冒后，他病情急性加重引发了肺性脑病，要立即插管上呼吸机。上机后整整两周时间，我们几乎是24小时轮流值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关爱。老人最终成功通过了撤离呼吸机，并一直高质量健康生活到了八十六岁。」

「在当时，如果能成功地为一位急性加重的慢阻肺病患者插管上机，待其熬过Ⅱ型呼吸衰竭、肺性脑病后还能顺利拔管脱机，这对我们全科室上下来说，简直就像过节一样高兴……现在想想，这种情况若放在2000年以后，遇到慢阻肺病患者无法脱机反而会让人意外。」

「可能正因为在重症一线亲历过艰辛与不易，当初在选择呼吸重症为亚专科方向时，我内心曾犹豫不决，加之那时我的孩子还年幼，选择呼吸重症就意味着高强度的工作和难以顾家，这也让我倍感纠结。是陈平主任给了我关键的鼓励，他认为我在管理ICU病人时细致、认真、富有热情，非常适合这个方向；同时，我的家人也给了我巨大的支持。我的先生是心脏外科医生，他非常理解我，坚定地对我说：『家里的事我们一起分担。呼吸重症前景广阔，是值得你投入的好方向。』正是这份来自领导和家人的双重力量，最终让我下定了决心。」

「还记得2000年左右，我们科在陈平主任的带领下开始探索用无创机械通气手段来缓解慢阻肺病急性加重。那时的无创通气技术远不如现在成熟。但我们大胆尝试，提出了一种思路：对呼吸衰竭患者，尽量用无创通气替代有创插管；而对那些已经插管进行有创通气的患者，在未达到完全脱机标准前，也尽早脱机，改为无创序贯治疗。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让慢阻肺病患者呼吸衰竭的救治过程更平稳，减少创伤。当这些带着我们汗水与思考的探索性文章最终发表在《中南大学学报》上时，整个科室都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开心和鼓舞之中。那是对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坚持最好的肯定。」

沉甸甸的责任和救回生命的欣慰，是支撑我这么多年坚守岗位的力量

「2014年对我而言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转折点。那一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换届，并成立了多个亚专科学组，我加入了呼吸危重症学组。那一刻，我内心涌动着强烈的归属感，我们这些奋战在危重症一线的呼吸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当时王辰院士担任学组组长，解立新教授、詹庆元教授和黎毅敏教授担任副组长，学组里汇聚了一群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每一次学组会议王辰院士必定亲临指导。最让我感到鼓舞、信心倍增的时刻，莫过于王辰院士高屋建瓴地提出：呼吸学科必须从单纯关注肺部疾病，转向PCCM（呼吸与危重症医学）模式。正是在王辰院士高瞻远瞩的引领下，我个人在专业上得到了飞速成长。我们亲眼见证、亲身经历了整个呼吸与危重症领域的变化和飞跃。」

「同样在2014年，伴随着我们医院新内科楼的启用，呼吸病房规模扩大了，我们拥有了一个拥有21张床位的呼吸重症监护病房。到了2015年前后，呼吸重症亚专科正式成立，我担任负责人至今。每当我向别人介绍我们呼吸ICU的建设历程，那些具体的数字和关键节点都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现在我们拥有5个单间、3个负压病房，三位专职呼吸治疗师和一位重症康复师；在主诊医师负责制下，我们的医疗小组从3个增加到4个，护理团队日益精进；团队独立掌握了包括高级监测到体外生命支持（ECMO）在内的多项核心技术……。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这些年，在呼吸ICU直面生死，我常常感到，有时医护人员所承受的煎熬与压力甚至可能超过患者家属。就在几个月之前，我们才刚经历了一场教训深刻的抢救，这记重锤也敲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上。这位患者饱受中风折磨多年，五年来几乎都被困在病床上，这次因严重肺部感染转入呼吸ICU。他咳嗽能力虚弱，痰液堵塞是我们最担心的风险。然而有时候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他竟然在ICU里发生了气道阻塞窒息。回想起那一刻，我至今后背发凉……事后调取监控：正是中午12点到1点交接班和午餐时间，人手稍显不足，一个生命的危急信号就在这短暂的间隙里被忽略了，不止后怕，更是巨大的难过和沉重的警示。要知道在ICU里患者发生气道阻塞窒息，原则上是绝不应该的！它暴露了我们最不愿承认的软肋：我们太依赖『人手』了。」

「即便ICU每张床都有护士，即使我们竭尽全力，人总有疲惫、总有交接、总有视线离开的瞬间。面对高危中的高危人群，过去我们都依赖人力，但人力的局限与疏漏客观存在，这让我们反思，在重症监护这个与死神赛跑的战场上，信息化、智能化的预警和监控才是生死攸关的生命线。今年，我们把信息化建设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是必须全力攻克的堡垒，从人员配备优化，到设备报警系统升级改造，再到整个信息化管理流程的重塑，从每个环节都得筑牢这道守护生命的智能防线。」

「尽管有短板，有弊端，但当我们面对呼吸ICU的高风险、需要承担多重责任时，大家都会迎难而上，勇敢担当。还记得2021年新冠疫情中，我们科收治了一位女患者，起初是流感，紧接着她病情急转直下，双肺严重病变，呼吸衰竭。检查结果揪住了所有人的心，是『血行播散性肺结核』，一种远比普通肺结核凶险的疾病，结核菌已随血液扩散全身。她当时怀有六个月的身孕，这个孩子是历经艰辛通过试管婴儿才得来的。病情十万火急，结核菌随时威胁胎儿生命，而治疗所需的强力药物又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留，还是不留？这个抉择，对家属、对我们整个医疗团队，都无比艰难。」

「经过多轮严谨的评估和治疗，我们决心为她拼尽全力保住这个孩子。然而，在她剖腹产时，惊险再次降临，突发大出血，手术中发现她的子宫和盆腔内布满了结核病灶。为了挽救她的生命，医生不得不切除了她的子宫和附件。现在回想，如果当初我们放弃了那个孩子，她将永远失去做母亲的机会……在团队的精心救治下，她最终康复得很好，孩子健康平安，家庭得以圆满。这个病例让我体会到，诊治危重症的每一个判断、每一个决定，都不仅仅是关于一个生命，更牵动着背后整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以及将生命从悬崖边拉回所带来的那份难以言喻的欣慰，正是支撑我在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坚守至今的力量。这一切，都值得。」

每次他的家属见到我们都会充满感激地说：「是呼吸ICU救了命！」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位六十多岁的病人，从长沙的一个三甲医院开始，血液科、感染科、肿瘤科、急诊……兜兜转转了好几个科室，最终才来到我这里。一年多来，他反复发热，淋巴结肿大，骨质破坏，大家都高度怀疑是淋巴瘤或者肺结核。淋巴瘤的可能性尤其大，诊断悬而未决，结核也不能完全排除，甚至已经开始抗结核治疗了。后来，他的家人通过熟人找到了我，恳切地说：『罗主任，要不，您给看看吧？』那时他情况已经很危急了，重症肺炎，高烧不退，呼吸衰竭伴多脏器功能衰竭，已经出现了脓毒症和ARDS，我立刻同意把他收治到我们科室。」

「我们第一时间给他上了无创机械通气，稳住呼吸和循环，这是保命的关键。但病因不明，尤其是肺部病变严重。考虑到他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增高，我们决定冒险做支气管纤维镜，这对呼吸衰竭的病人来说风险不小，通常我们也可以只留痰或便/血标本，但我们还是做了支纤镜，取了灌洗液。很快，常规的宏基因组病原学检测揪出了『真凶』，是马尔尼菲蓝状菌！这个发现太关键了，我们立刻启动了针对重症肺炎的MDT。」

「说实话，拿到马尔尼菲蓝状菌结果时，我的心里还是存疑的。因为他淋巴结肿大、多处骨质破坏的表现，太像肿瘤了。我们当时的认知是，马尔尼菲蓝状菌虽然也能引起局部甚至全身侵袭（包括淋巴结和骨头破坏），但通常以肺炎为主。而且，他之前的淋巴瘤病理结果虽然一直没完全确诊，但也始终不能排除。多学科讨论后，我们决定双管齐下，一边用两性霉素B脂质体和伏立康唑，针对马尔尼菲蓝状菌进行强力的抗真菌治疗；另一边，我立刻让家属把他所有过去的影像资料，包括淋巴结、肺、骨髓的活检标本都送过来，请我们病理科主任重新审读片子。」

「奇迹发生了！抗真菌治疗仅仅三天，效果就立竿见影，病人体温降下来了，整体情况开始好转，这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这时，病理科的同事结合临床效果和重新审视的标本，给了我一个重要的反馈：他们判断没有淋巴瘤。那些组织改变，很可能源于极高的嗜酸性粒细胞，甚至不能排除一种罕见的结缔组织病——木村病。我们又立刻着手完善木村病的相关检查，最终，谜底揭晓，病人确诊为罕见的木村病合并马尔尼菲蓝状菌感染。」

「回想整个救治过程，真是步步惊心。现在，这位病人恢复得非常好，肺部影像学也在持续改善。每次他的家属见到我们都会充满感激地说：『是呼吸ICU救了命！』这份信任也让我更加深感责任重大。为什么说呼吸ICU是锻炼呼吸医生的最佳战场？因为在这里，你不仅要精通最顶尖的生命支持技术，与死神赛跑，稳住崩溃的脏器；更要在高压下抽丝剥茧，去探寻复杂病因的真相。因此，它是对主诊医生综合能力的终极考验。这个病人历经一年多的迷茫，最终在我们这里找到了答案。木村病本就罕见，马尔尼菲蓝状菌感染也非寻常病原体，能将这两种复杂病症精准识别并成功救治，确实体现了医院多学科协作的强大力量。像我们这样的医院，就是要去挑战、去攻克这些疑难重症。每当看到这样的病人康复，都让我觉得这份坚守意义非凡。」

他们守护着患者最脆弱的那一口气，是生命线上真正的关键支柱

「在我记忆里，还有一位老人的病例让我非常难忘。那是一位体型非常肥胖的老先生，体重指数高达57，同时患有肥胖低通气综合征。而我认为他深层的病因是慢阻肺病，再加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几种严重的呼吸问题叠加在一起，最终把他推向了呼吸衰竭。起初，我们用无创正压通气帮他撑过危急时刻，病情一度有了起色，我们心里刚燃起希望，可没想到转入普通病房不久，他的情况再次恶化，不得不紧急气管插管。那一刻真是非常凶险，因为他不仅仅是呼吸衰竭，连循环系统、肾脏功能都开始衰竭，甚至需要血液滤过治疗，真正是『命悬一线』。他的身体结构、气道状态、肺和胸廓的弹性、整个呼吸的力学特性，都和我们常见的慢阻肺病患者不同，常规治疗手段显得格外无力，普通的呼吸机参数设置对他效果很差，高了怕伤肺，低了又根本撑不开他那容易在呼气末就塌陷的气道。我们遇到了真正的难题。」

「就在关键时刻，我们团队的呼吸治疗师站了出来，他果断地为老先生进行了食管测压。通过那根细细的导管，我们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他胸腔内的压力变化，获得了宝贵的跨肺压数据。这就像在迷雾中点亮了一盏灯，有了精确的呼吸力学监测指标，我们终于能够科学地设置呼吸机参数了。吸气时压力要精准，避免肺损伤；呼气时则需要维持足够高的压力。普通病人呼气末压可能4、5个厘米水柱就够了，而我们最终为他设置到了20厘米水柱，这个数字是为了保证他的肺泡能够真正打开，维持有效的呼吸。」

「呼吸支持做到了精准到位，老先生一步步闯了过来，成功撤除了呼吸机，受损的呼吸功能、循环功能、肾功能都逐渐恢复了。看着他从生死边缘挣扎回来，那份欣慰，至今想起来都让我心头一热。」

「我知道在很多地方，呼吸治疗师要么由护士转岗，还得兼顾护理工作，要么医生们忙得根本顾不上这些精细的呼吸管理细节。但在呼吸ICU里，面对像这位老先生一样复杂的危重患者，呼吸治疗师的专业技能是无可替代的。他们守护着患者最脆弱的那一口气，是生命线上真正的关键支柱。」

「做支气管镜可能要插管，要回到ICU！」若总是强调风险，病人和家属就被吓住了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也遇到过令我感到非常痛心和遗憾的事。每次进行死亡病例讨论时，我总会想起一位老人。他是一位肿瘤患者，因为严重的肺炎在我们呼吸ICU得到了精心的治疗，病情好转后转到了楼上普通病房。他年纪大了，对ICU的环境有些恐惧，明确表示不愿再回来。然而，就在楼上，他的病情又陡然变化。那天是个周五，我去探望时无意间发现他满肺都是痰鸣音，呼吸困难。我心里一沉，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咳不出痰，气道堵塞了！我马上告诉主诊医生，必须立刻做支气管镜吸痰，光换抗生素是没用的，这根本解决不了气道不通畅的问题。」

「虽然他的气道结构本身没问题，但每次和家属沟通，医生总是强调风险：做支气管镜可能需要插管，可能需要回到ICU……病人和家属被这些『风险』吓住了，选择了『再观察看看』。我心里非常焦急，我直接找到了他的儿子，坦诚相告：『我知道做支气管镜有风险，但如果不做，痰液会彻底堵死气道，你父亲就真的没有希望了。风险我们可以尽量控制，比如在ICU严密监护下操作，一旦有问题立刻处理。但如果不干预，后果不堪设想……』我几乎是恳求他理解这其中的危急。」

「可惜，我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就在那次谈话后不久，老人因痰窒息，抢救无效去世了。这巨大的遗憾像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在科室的死亡病例讨论会上，我忍不住提起这个案例。我告诉年轻医生们：病人的恐惧是真实的。他不愿回ICU，不仅因为陌生，还因为那里几乎与世隔绝——我们当时的单间没有窗户，看不到外面，对于清醒的病人来说，那种孤独和恐惧是巨大的。而我们在沟通时，有时过度强调风险，可能无形中放大了家属的犹豫。」

「作为医生，我们手握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沟通的导向权。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有勇气承担起责任，把话说透、说清：不做，就是死路一条；做，虽有风险，但生机就在眼前！痰液一旦清除，呼吸困难和衰竭就能纠正。我们不能为了规避自身的风险，就避重就轻，让家属在恐惧中错失良机。更令人扼腕的是，后来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他有靶向药敏感的突变。如果他当时挺过这一关，用上靶向药，完全有可能活下来……有时候，医生谈话的几句话，真的就决定了病人的生死走向。」

「痛心和遗憾之余，我会有这样的深思，我们医护人员真正的善良，实际上就是发自内心的责任与担当。它并不是写在病历里的漂亮话，因为病历上只会记录『家属拒绝』。从周五那天我发现情况危急，建议立即处理，但沟通受阻；等到周一我把病人的儿子叫来，却已是回天乏术。我多么希望时间回到那个周五之前，医生能更坚决一些，站在病人的角度，替他闯过那道恐惧关。」

「我们每个医生都该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竭尽全力为病人争取了生的希望？还是仅仅在按流程办事？这让我想起我刚参加工作时，大内科罗季安主任生前的教诲。他的女儿在他的追思会上提到：我的父亲常说，医生要有『三心』——良心、细心、责任心，他把『良心』放在首位。这句话我铭记至今。这良心，就是在生死关头，敢于为病人着想、敢于承担、敢于把最真实的情况和希望摆在桌面的勇气。」

「正因如此，我认为死亡病例讨论也绝对不是走过场、推责任。它真正的意义，是让我们坦诚面对，查找不足。这个病人，我们预见到他会这样离开吗？如果没有，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可以做得更好？讨论不是为了追责，而是为了补漏，为了不让同样的遗憾再次发生。只有每个人都放下顾虑，开诚布公，才能真正从这些生命的代价里学到东西，让未来的病人受益。每一次讨论，都是对『三心』的拷问和锤炼。」

五年前我们根本不敢想的事，在今天成了「奇迹」！

「我们现在常常会收治一些重症的肿瘤病人，他们因肿瘤导致脏器功能衰竭或其他严重并发症会被送到呼吸ICU。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教师，他来的时候情况非常凶险，大咯血导致肺部形成空洞，大家都怀疑是肺癌，可当时他大咯血的状态根本无法做活检明确诊断。祸不单行，这时他又突然发生了消化道大出血，怎么也止不住，血红蛋白一度跌到只有三点几克。这时尽管高度怀疑十二指肠肿瘤，但内科手段对这种程度的出血束手无策。」

「我当时和外科医生沟通：手术风险巨大，但我们呼吸ICU可以为他提供强有力的术前术后监护保障，确保他能安全度过围手术期。外科医生很给力，果断做了手术，切除了出血病灶，也拿到了关键的病理标本，结果确诊是恶性的十二指肠肿瘤，更糟的是，已经转移到了胸腔和胸膜。而且病理类型及基因检测结果目前几乎没有有效的药物。」

「他的血红蛋白不到5克，消化道和呼吸功能都很差。看着他，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是一位老师，为了不耽误孩子高考复习，硬是把看病拖到高考结束、成绩出来之后才来。这份对孩子的爱和付出，让我非常感动。我和他的家属坦诚沟通，情况确实非常严峻，但他毕竟是第一次确诊肿瘤（初治），虽然标准治疗手段有限，在家属同意的前提下，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免疫治疗之类的方案，背水一战。家属非常信任我们，愿意一起承担风险。要知道，当时他的状态许多人都认为只能转到康复医院进行临终关怀了。」

「现在，距离他开始免疫治疗已经过去一年了。今年春节，他血红蛋白升到了11克，还特意来我的门诊拜年。回想起当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回天乏术，建议他去临终关怀的时刻，再看看眼前这个依然在努力生活的人，这份坚持和信任结出的果实，格外珍贵。」

「这个病例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深刻体现了呼吸ICU的人文价值——在患者和家属知情同意并愿意承担风险的前提下，我们竭尽全力去创造可能，去延长生命，去守护那份强烈的求生欲。ICU提供的这个生命支持平台，加上我们敢于尝试的勇气，最终让看似不可能变成了现实。这不仅仅救了一个人，也给了其他非呼吸ICU的同行们一个启示：在绝望的边缘，也许还有创造奇迹的空间。而基础研究的成果也正在不断回馈临床，让更多患者受益。放在五年前，我们根本不敢想的事情，在今天就真的发生了。」

呼吸ICU像锤炼医者灵魂的「大熔炉」，我在这样的工作中逐渐成长

「如今，医疗技术的飞跃让我不断反复思考一个问题：ICU治疗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或许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它不仅仅是与单一疾病的搏斗，更是在共病的复杂迷宫中，守护生命尊严与质量的过程，而这背后需要的是人文关怀。」

「有一位六十多岁的教师患者，他因慢阻肺病急性加重需要插管治疗，最初我们都认为他只是气道的问题，确实，经过规范化治疗，他的肺部感染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每次查房时，他都在白板上写：『你们别白费力气救我了，我肯定撤不了机……我生活质量太差了，活着也没意思，净拖累人。』这位把半生奉献给讲台的老先生，明明肺功能检测显示恢复良好，却深陷焦虑、恐惧负面情绪的泥沼里。当他反复念叨『活着没意思』时，我猛然意识到，那些监测仪上的数字再漂亮，也抵不过患者心里那座压得喘不过气的大山。」

「我们医院的精神科是国家医学中心，我立即联系了精神科的专家团队，心理治疗师为他量身定制了催眠疗法。还记得那个早晨，老先生刚醒来后就在我们为他准备的小黑板上写字：『我相信我能撤机。我现在感觉非常好，和之前完全不同。』当这些字出现时，我们都屏住了呼吸——他眼里之前的绝望和抑郁变成了光，手指写出的每个笔画都带着期盼重生的力量。后来，老先生果然成功撤机，出院回家了。这个病例让我真切体会到，医疗技术的飞跃从来不只是设备的升级。就像2014年监护病房刚成立时，我们哪会想到呼吸机的撤除有时候关键也在心灵疏导上？」

「呼吸ICU真像一个锤炼医者灵魂的『大熔炉』，我也是在这样的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在这里，我们不仅要掌握危重症救治技术，更需具备疾病病因诊断能力，这需要缜密的临床思维和探寻病因的本领。如今，我们的呼吸ICU，收治范围早已超越了过去单纯收治呼吸衰竭患者，几乎囊括所有内科复杂病例，甚至包括部分高难度外科术后患者，在所有亚专科的ICU中，呼吸ICU收治的患者基础疾病最复杂、共病最多、病情最为棘手。」

专家介绍

罗红

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危重症亚专科主任；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危重症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遗传及罕见病筹备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会长；湖南省医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主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项；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本文完

采写编辑：冬雪凝；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