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系统评估我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CCM科）肺癌亚专业临床资源配置现状与诊疗能力水平。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于2024年1—3月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法，对全国30个省份1 517家PCCM规范化建设单位中的1 517名PCCM科医师进行问卷调查。问卷涵盖亚专科建设、诊疗实施、多学科协作等5大模块86个条目，采用多重响应分析与描述性统计方法，应用Excel 2021与SPSS 26.0进行数据清洗及分析。

结果：最终共纳入1 516名医生（三级医院75%，硕士以上学历50.52%），91.95%（1 394/1 516）具备接诊意愿。41.75%（633/1 516）的机构设立肺癌门诊，50.79%（770/1 516）设有专科病房，64%（965/1 516）具备肺癌多学科协作（MDT）平台。三甲医院肺癌住院患者占比显著高于二级医院（16.47%比8.89%）。区域分析显示，非三甲医院及中西部地区在亚专科医生配置（平均每家医院2.84名、高级内镜技术应用（如导航支气管镜，覆盖率<30%）及靶向治疗开展（86.28%）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拒绝接诊主因包括亚专科医生缺乏（73.80%）、病理配套不足（41.00%）及基层收益激励不足（23.00%）。

结论：PCCM学科在肺癌诊疗领域已具备高度专业性，绝大部分医生具备接诊肺癌患者的能力，作为肺癌患者的首诊科室在肺癌诊疗中处于核心地位。肺癌亚专科的建设显著提升了肺癌诊疗水平，但仍存在区域资源配置差异。建议通过推行亚专科认证制度、建设区域性病理诊断中心、完善基层技术下沉机制等策略，实现肺癌诊疗同质化发展。

2024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数据显示，全球肺癌发病数高达248万例，死亡约181万例，是全球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1］。我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样位居恶性肿瘤之首，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报告显示，肺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106.06万人和73.33万人［2］。早期肺癌症状不明显，多数患者在临床就诊时已属晚期，晚期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约20%，且医疗花费巨大，疾病负担沉重［3］。

近20年来，随着肺癌诊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肺癌患者的生存状况有所改善［4］。研究显示，近十年间，中国肺癌患者整体5年生存率提升了近22%，肺癌逐渐进入慢病化管理［5］。诊疗能力是衡量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肺癌全流程管理中资源整合、规范实施与持续改进水平的核心指标，其内涵体系包含三个维度协同发展：（1）结构性能力，重点评估硬件配置与学科架构，涵盖肺癌亚专科门诊/病房设置、呼吸介入设备（如超声支气管镜）配置及多学科协作诊疗（MDT）机制的完善程度；（2）过程性能力，聚焦技术实施的规范性，包括病理诊断技术的标准化应用、靶向与免疫治疗的精准开展，以及从初诊到随访的全程管理体系；（3）潜在能力，体现持续发展的基础，需通过医务人员对权威指南的依从性、系统性培训参与度及知识更新效率等指标综合反映。

为提升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department of pulmona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PCCM）对肺癌的诊疗能力，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等组织制定了PCCM科室规范化建设标准，并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了相关标准和方法［6］。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 221家医疗机构参与了PCCM学科建设，这些科室在肺癌筛查、诊断、治疗及合并症管理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已成为肺癌治疗的首要科室。

然而，随着肺癌患者数量的增加，PCCM科面临着进一步提升诊疗能力的挑战。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患者满意度和生存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了系统了解全国范围内PCCM科在肺癌亚专业的诊疗能力，有必要进行全面调查，以明确其优势与不足，并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有的放矢地推动肺癌亚专业的建设和提升。为此，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启动了一项呼吸与危重症科肺癌诊疗现状的调研项目，旨在更好地掌握PCCM科肺癌亚专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为未来的肺癌防治工作提供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与入排标准

1.调查对象：（1）医疗机构。纳入具有PCCM学科的二级、三级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2）医生。纳入已从事PCCM学科临床工作≥1年的执业医师，包括门诊及病房医生（涵盖肺癌亚专业组及非亚专业组）。

2.纳入标准：（1）医院等级：二级或三级医疗机构；（2）医生资质：具备合格执业资格，自愿参与研究；（3）区域配额：各省份样本量按医院密度及PCCM学科规范化建设覆盖率分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纳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体样本框架）。

3.排除标准：（1）医疗机构：未参与国家PCCM学科规范化建设的机构；（2）医生层面：①非自愿参加调查；②PCCM学科执业年限<1年；③无肺癌相关诊治经验（主要排除外院轮岗人员等干扰因素）。

二、研究方法与抽样策略

本研究为全国性横断面调查，旨在系统评估我国PCCM科肺癌亚专业诊疗能力现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图1），以省级行政区（包含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一级抽样单元，医疗机构为二级抽样单元，PCCM学科执业医生为三级抽样单元。调查覆盖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基于2023年省级卫生总费用核算结果［7, 8, 9］，江苏省卫生总费用达6 763.05亿元，浙江省5 220.28亿元，山东省6 102.39亿元，三省卫生总费用合计18 085.72亿元，占全国总量的26.8%（全国总量67 523.97亿元）。依据经济水平与卫生资源配置，抽样策略重点纳入山东省、浙江省和江苏省的样本（合计占比≥30%）。本研究对其余非重点省份地区按地理位置均衡分层纳入样本量，以控制研究结果的经济-健康投入离差。

图1 多阶段分层抽样流程图

三、问卷发放实施与数据收集

1. 抽样实施：通过行业协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搭建联络网络体系，以医疗机构PCCM科为抽样单位，按分层配额随机抽取1 517家医院（三级/二级比例为3∶1）。每家医院限发1份电子问卷，由科室指定2名医生填写（1名亚专科负责人+1名普通医师）。

2.问卷设计与平台：采用电子问卷（问卷星），内容涵盖PCCM科肺癌亚专科基础情况、患者随访、介入诊疗、病理诊断、多学科会诊（MDT）五个部分，共86个问题。通过逻辑校验、必填项控制减少数据缺失。

3.质量控制：在电子问卷发放与回收过程中，尽管有效避免了纸质问卷常见的数据丢失问题，但存在两个关键难点：无法直观确认填写者真实身份、无法监控填写环境真实性。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取了以下质控方案：（1）应答均衡性调控：重点省份（山东、浙江、江苏）因肺癌亚专科建设成熟、样本需求增大，采用超额抽样（目标占比≥10%）以平衡区域差异；（2）数据可信性保障：①身份核验：通过实名手机号绑定登录，限定每个账号仅能提交1次；同步采集IP地址和设备信息，拦截跨区域重复提交限定IP地址防止重复提交；②复核机制：设置10%样本复检核查（科室负责人回访确认）；③综合纠错处理（数据清洗及剔除）：对非标准化数据，如科室成立时间被错误记录为成立年数，对此类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将错误数据视为未知；对不合理数据，如将比例误记为具体人数，通过等比例换算进行了修正。逻辑矛盾数据、异常数据经三次复核后剔除，开放问题核查歧义回答。

四、样本特征与代表性

发放并收取问卷1 517份，通过多维度质控，最终剔除1份无效问卷，纳入1 516份有效问卷，合格率99.93%（1 516/1 517），满足大样本研究的数据可靠性要求。覆盖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1516家医疗机构（三级医院占比75%，二级医院25%）。重点省份中，山东（11%）、浙江（10%）、江苏（10%）合计占比31%，与肺癌诊疗资源集中现状一致。医生职称分布均衡（初级36.21%、中级35.69%、高级28.10%），学历以本科（48.09%）及以上为主（硕士41.29%、博士9.23%），符合我国三级/二级医院人才结构特征。

五、统计学分析

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学分析，使用Excel 2021（数据整理）和SPSS 26.0（统计分析）工具。多选题采用多重响应集分析，整体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类变量以频数（百分比）报告，连续变量以均值±标准差描述，对各个维度的数据进行了系统分类、汇总及分层分析，以确保数据分析的全面性和精确性。

六、数据伦理与局限性

本研究设置知情同意制度：线上问卷首页设置电子知情同意书告知页，明确说明研究目的、内容、数据用途及隐私保护条款；设置权限控制措施，仅允许研究核心成员访问原始数据。所有数据采用匿名化处理，避免个人隐私泄露风险。

局限性包括：（1）选择偏倚：样本主要来自参与PCCM学科规范化建设的医院，可能高估全国总体水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样本量不足，地域代表性受限。（2）信息偏倚：未独立验证医院上报数据的客观性，医生自我报告数据未与病历系统匹配（门诊年新患数可能受记忆偏倚影响）。

结果

一、基本情况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全国30个省份或直辖市的PCCM科医生，重点涵盖山东、浙江、江苏等省份的医生（占比均≥10%），其次为甘肃、重庆、河南、福建、广东等地。受访医生分布均衡，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份。

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为三级和二级医院的医生群体，其中三级医院医生占比75%，二级医院医生占比25%。学历分布方面，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医生占比98.61%，其中本科占比48.09%，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50.52%，显示出受访群体的较高教育水平。职称方面，初级职称医生占比36.21%，中级职称占比35.69%，高级职称占比28.1%，反映出受访医生在职业发展阶段上的多样性（表1）。总体来看，本次调查对象覆盖了不同学历层次和职称级别的医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二、PCCM科的肺癌亚专业学科建设与门诊设置情况

全国PCCM科在肺癌诊疗的亚专业建设上增长显著，这一趋势说明了全国医院在过去10年内推动肺癌诊疗的专科化所做的努力。

医院调研数据表明，41.75%的医院设立了肺癌门诊，51.78%的医院设立了肺结节随访门诊，50.79%的医院设立了肺癌专业病房。平均每家医院的肺癌亚专科医生数量为2.84名，床位数量平均为12.77张，绝大多数医院的床位数量在20张以内。亚专科的设置趋势仍需在医生配备与床位资源上进一步优化，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肺癌诊疗需求。

1.肺癌患者首诊PCCM科的情况分析：在肺癌的诊疗过程中，PCCM科已经确立了其作为患者主要首诊科室的主导地位，其次为胸外科和肿瘤内科（表2）。调研数据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医生中1 418名（1 418/1 516，93.54%）曾接诊过肺癌患者，其中86.41%在最近3个月内接诊过肺癌患者。

2.PCCM科门诊的肺癌新患人数与分期分布：PCCM科每年门诊肺癌初诊患者数量平均为245.74例。其中，44.99%的医院每年门诊新患者10~99例，21.71%的医院每年门诊新患者数量100~500例，仅有不到10%的医院年门诊新患者超过500例。肺癌首诊患者中以晚期为主，早期患者约占三分之一。

3. PCCM科住院患者的疾病谱变化：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PCCM科住院患者的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调研数据显示，在过去一年中，PCCM科的主要住院患者中，肺部感染患者占比最高，平均为31.05%；其次为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慢阻肺病）患者，平均占比为29.65%；而肺癌患者的平均占比为15.66%。三级医院的肺癌患者占比明显高于二级医院，分别为16.47%和8.89%，而二级医院慢阻肺病患者占比最高，平均为37.86%，反映了重大疾病多在三级医院就诊的实际情况。整体来说，肺癌在PCCM科住院患者中所占的比例虽然相对较低，但随着肺癌亚专业的发展，其重要性逐渐提升。

4.PCCM科医生接诊肺癌患者的意愿与能力情况：（1）医生对肺癌诊疗的态度。91.95%的受访医生愿意接诊肺癌患者，这体现了PCCM科医生在肺癌诊疗中的积极态度和高度的职业责任感。然而，仍有8.05%的医生表示不愿接诊，主要原因包括没有肺癌亚专科医生（73.80%）、缺乏呼吸内镜诊治技术和病理科检查不配套。尽管多数医生有接诊意愿，但在部分地区和医院仍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提升相关医疗资源的配置。（2）不接诊肺癌患者的影响因素分析：有意愿接诊肺癌患者但缺乏接诊能力的医生多为非三甲医院和非一线城市的医生，显示出基层医院和非一线城市在肺癌诊疗能力上的不足。在部分三四线城市，79%的医生认为科室投入大、收益少，这些医生中有75%同时选择了没有肺癌亚专科医生作为主要原因，反映出专业人才的匮乏仍是制约肺癌诊疗的重要因素。此外，不愿意接诊肺癌患者的医生普遍认为人才技术和配套科室设施存在不足，尤其是病理科检查的不配套问题突出（表3）。（3）肺癌诊疗培训的现状与需求：受访的PCCM科医生中75.66%接受过肺癌专病诊治培训，其中97.91%愿意继续参加相关培训，这表明绝大多数PCCM科医生对专业技能的提升持积极态度。同时，89.51%的医生表示愿意接受肺癌专病诊治培训，进一步凸显了对专业培训的强烈需求。

三、PCCM科肺癌介入诊断治疗现状

1.基础情况：全国约86%的受访医院具备呼吸内镜检查能力，其中每年平均进行529.41例支气管镜检查和内科胸腔镜检查。纤维支气管镜和电子支气管镜等可弯曲支气管镜的应用最为普遍，78.23%的医院开展此类检查。硬质支气管镜和内科胸腔镜的应用也较为广泛，约有一半以上的医院提供这些诊疗项目。高端检查技术如导航支气管镜和机器人支气管镜的应用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开展比例较低。

2.呼吸内镜活检/治疗的开展情况：在呼吸内镜的操作项目中，经支气管镜活检（transbronchial biopsy，TBB）是最常见的操作项目，约60.29%的医院能够提供此项检查。其他常见的操作还包括经支气管透壁肺活检（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TBLB）、经支气管镜冷冻活检（transbronchial cryobiospy，TBCB）/切除及超声引导下的经支气管内超声引导下针吸活检术（endobronchial ultrasound-guided transbronchial needle aspiration，TBNA）。相比之下，光动力治疗目前仅在极少数医院开展。

3.PCCM科呼吸介入高级别治疗项目的开展情况：在各类呼吸内镜活检和诊疗项目中，经皮穿刺活检的开展最为普遍，超过70%的医院已经开展此项检查技术。消融治疗的开展比例约为40.8%，而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光动力治疗和胸腔热灌注的开展比例均不足30%。各类治疗项目的年均病例数也显示，经皮穿刺活检平均每年进行141.85例，消融治疗66.72例，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52.38例，光动力治疗41.43例，胸腔热灌注43.96例。

四、PCCM科肺癌患者治疗现状

1.PCCM科肺癌患者诊断后的科室流转：40.69%的肺癌患者在确诊后继续留治于PCCM科，25.26%的患者转至肿瘤内科治疗。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设有肺癌亚专业组的医院中，肺癌患者留治PCCM科的平均比例达到47.25%，而无肺癌亚专业组的医院中这一比例仅为23.81%。还有约19.37%的患者确诊后转至胸外科手术治疗，这部分患者术后再转回PCCM科进行辅助治疗的占比约为18.46%。

2. PCCM科肺癌患者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开展情况：受访医院中，超过75%的医院能够提供靶向药物治疗、免疫药物治疗和化疗，其中靶向药物治疗的开展比例最高，达86.28%。接受放疗的比例相对较低，仅为55.74%。这些数据表明，PCCM科的肺癌患者分期以中晚期为主，与肿瘤内科治疗患者的分期分布基本一致。

五、肺癌（或）肺结节MDT现状

根据调研结果，全国约64%的受访医院已设置了肺癌MDT会诊平台，相关肺癌MDT的会诊频次大多为每周1~2次，显示出MDT会诊已成为常规化的诊疗流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调研对象主要为PCCM科医生，数据显示PCCM科医师在肺癌MDT会诊中的参与度较高。

讨论

近年来，PCCM科在肺癌诊疗领域的进展不仅奠定了其作为主要就诊科室的地位，也突显了其在患者管理和治疗过程中的独特优势。然而，尽管PCCM科在肺癌患者的诊治上整体表现出强劲的专业能力，但在区域与机构间的发展不均衡仍然对其全面发挥潜力构成挑战［10］。本研究通过覆盖全国30个省份1 516名PCCM科医生的抽样调查，重点评估具备明确肺癌亚专业建制的医疗机构诊疗能力特征。需特别明确：调研数据反映的是二三级医院规范化实践现状，未涵盖基层初筛机构与专科肿瘤医院的全流程数据，但在肺癌患者诊疗路径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价值。

本研究资料显示，超过40%的肺癌患者选择留治于PCCM科，相较于其他科室的转诊比例（如转肿瘤内科25.26%、胸外科19.37%），留治率较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设有肺癌亚专业组的医院中，患者留治率可提升至47.25%（无亚专业组医院仅23.81%），凸显亚专科建设对患者留存的显著驱动作用。PCCM科的核心地位源于其多维度的综合能力，PCCM科医生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如影像学筛查、肺功能评估以及呼吸系统并发症和合并症的管理，能够确保患者获得全方位的医疗照护［11］。此外，PCCM科在患者教育、控烟管理、药物相关肺损伤以及术后康复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其在肺癌诊疗领域中的地位［12］。

PCCM科医生在肺癌筛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 14］，依托全国51.78%（785/1 516）医院设立的肺结节随访门诊，其年均接诊245.74例新患肺癌患者，其中早期患者占比达三分之一。通过系统化的肺功能评估，PCCM科同步管理肺癌合并慢阻肺病患者（占住院患者的29.65%）并优化个体化抗肿瘤方案，显著提升早期诊断率［15, 16, 17］。在确诊及分期环节，86%的PCCM科室常规开展支气管镜检查，电子支气管镜（78.23%医院使用）、超声支气管镜（超50%覆盖率）及电磁导航支气管镜（逐步推广）等技术的应用，结合年均529.41例检查量，显著提高早期肺癌检出与分期精准度［18, 19, 20］。对于耐药机制研究，NCCN和CSCO指南均推荐肺癌进展后再活检［21, 22］。PCCM科因配备肺癌亚专科医生（70%以上医院平均2.84位）及超70%普及率的经皮穿刺活检技术，院内肺癌患者疾病进展后再活检率较高［23］，并通过靶向治疗高开展率（86.28%）支撑后续基因检测。

PCCM科在肺癌呼吸并发症管理中展现突出能力，其住院患者中合并慢阻肺病（29.65%）、肺炎（31.05%）、呼吸衰竭、咯血等呼吸共病比例显著，尤其在三级医院（平均肺癌患者占住院量16.47%，二级医院仅8.89%）因基础疾病复杂需综合干预［24, 25］。依托全国70%以上医院配置肺癌亚专科医生（平均2.84位/院）和75.66%医生的专病培训背景，PCCM科通过呼吸内镜操作（年均529.41例）及介入技术（经皮穿刺活检开展率超70%、消融治疗40.8%、支架置入超50%），对放化疗相关肺炎［26, 27］、术后肺功能受损等并发症实现监测［27］。调查显示，转至PCCM科的肺癌患者中，19.37%来自胸外科术后辅助治疗需求，其依托64%医院MDT平台联合肿瘤科制定个性化方案，改善患者身体状况评分并通过靶向治疗（86.28%医院开展）、免疫治疗（>75%）延长生存期［28, 29, 30］。此外，科室开展气道支架、内科胸腔镜（50%医院普及）及血管介入等高阶技术［31, 32］，配合区域病理中心建设，使PCCM科确诊患者留治率达40.69%（设有亚专业组医院达47.25%），直接支撑患者生存率提升的临床目标。

PCCM科在MDT中发挥关键作用，依托全国64%医院（965/1 516）建立的肺癌MDT平台，其会诊频次达每周1~2次并逐步常规化，尤其在三级医院住院肺癌患者占比（16.47%）显著高于二级医院（8.89%）的背景下，PCCM科医生通过MDT参与抗肿瘤方案制定（靶向治疗开展率86.28%、免疫治疗>75%）及合并症处理（呼吸共病占住院量29.65%），有效应对抗肿瘤治疗引发的间质性肺炎、肺栓塞（19.37%患者来自胸外科术后转入）等重症并发症。数据显示，MDT框架下PCCM科医生主导的院内患者流转机制（40.69%确诊后留治本科）联动肿瘤内科（25.26%转诊）、胸外科（18.46%术后再转入辅助治疗）形成协同网络，结合70%以上医院配备的肺癌亚专科医生（平均2.84位/院）及介入技术应用（年均529.41例支气管镜操作、经皮穿刺活检普及率>70%），显著提升规范化诊疗水平并减少选择偏倚［47, 48, 49, 50, 51, 52］。

尽管PCCM科在肺癌诊疗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区域间差异依然显著：三级医院肺癌患者住院占比达16.47%，远高于二级医院（8.89%），且规范化建设评分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差异［33］。资源配置上，三甲医院基本配备肺癌亚专科医生（平均2.84名/院），而三四线城市因薪资、编制等问题导致79%的医院面临设置肺癌亚专科“科室投入大、收益少”困境，叠加仅有41.89%的医院为PCCM培训基地，进一步加剧诊疗能力差距。为解决这一问题，全国已参与PCCM科规范化建设的3 221家医疗机构需推动技术下沉［6］，如积极参与呼吸专科联合体、呼吸专科联盟和定点帮扶项目，举办培训、提供进修机会以及派遣专业人员等。同时，加强行业内的交流与合作，分享并推广先进的呼吸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法，并向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或基层医疗机构推广适用的技术［34］。

约90%的PCCM科医生具备接诊肺癌患者的能力，然而仍有近10%的医生未能满足这一标准，且这些医生主要集中在非三甲医院和三四线城市。这反映出在这些地区，PCCM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仍有待加强。确保卫生服务的高质量提供，合理的学历和职称结构是关键因素［35］，根据2015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数据，大专及以下学历的医师占了35.4%，而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仅占19.7%，显示出高层次人才的短缺［36, 37］。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由于薪资待遇、编制限制和地理位置等因素难以吸引优秀的医生。此外，PCCM科的临床工作量大，人员紧张，并且缺乏用于人才培养的财政支持和激励机制，降低了科室人员参与专业培训和进修的积极性，这导致当地PCCM科医生在处理复杂肺癌病例时面临较大挑战［38］。

我国在PCCM专科医生培养方面与国际存在显著差距，美国每年能够培养超过2 000名PCCM专科医师。相比之下，我国人口达14亿，但每年培养的PCCM专科医生不足300名［39, 40］。有些PCCM专科培训基地甚至未能招满学员，还有存在培训不规范、要求不严，以及学员待遇不佳等问题［41］。在非三甲医院和三四线城市，PCCM科医生由于缺乏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支持，特别是缺乏新兴的诊疗手段的培训和实践机会，如分子病理诊断、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限制了专业能力的充分发挥［42］。另外，肺癌的诊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影像学检查以及病理学评估，包括组织学类型、分级和基因突变等。一些三四线城市的PCCM科医生对上述检查结果的解读能力不足，或者对新的治疗方法如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应用经验不足，可能会影响肺癌的准确分期和治疗决策［43］。另一方面，在技术要求较高的医疗领域，PCCM科仍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以呼吸内镜技术为例，虽然许多三级医院能够进行基础的呼吸内镜操作，但能够执行更高级的三级和四级内镜手术的医院则数量有限［44, 45］。为了加强PCCM科医生专业能力的建设，各基地应付出更多努力，采纳战略性规划方法，招揽杰出的医学人才投身于PCCM领域的专业培训。同时，在专业培训过程中，需要着重提升学员的关键技能，尤其是加强他们在危重病护理方面的能力［46］。

2024年调研数据显示，在肺癌诊疗中，PCCM科已经成为核心科室，尤其在早期筛查、精准诊断和并发症管理方面表现突出。全国91.95%的医生（1 394/1 516）具备接诊能力，51.78%医院设立肺结节随访门诊，41.75%配置肺癌专科门诊，使得40.69%患者确诊后最终留治PCCM科。亚专科建设成效显著（设有亚专业组医院患者留治率47.25%），辅以呼吸内镜操作（年均529.41例）、靶向治疗高开展率（86.28%）及MDT协同机制（64%医院普及），支撑肺癌患者生存率提升的临床目标。然而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三级医院住院肺癌患者占比（16.47%）为二级医院（8.89%）的近两倍；三四线城市因病理配套不足（41%医生受限）、专科医师培养滞后（年培养量不足）及技术差距（导航支气管镜普及率<15%），导致诊疗能力受限（三甲医院消融治疗开展率40.8%，基层医院呼吸介入能力缺口显著）。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人口老龄化，我国的癌症谱正在经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过程，2000年以来我国肺癌的年龄标化发病率明显增长［53］。老年肺癌患者合并呼吸共病更为明显，因此三级医院和二级医院之间的联动显得尤为重要。面向我国肺癌合并呼吸共病高发与人口老龄化的双重挑战［53］，当前需以全国PCCM规范化建设医疗机构为基础），着力构建全域协同诊疗体系。未来应重点推进三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的深度联动，通过建立标准化转诊路径，强化三级医院在复杂病例精准诊疗和创新技术研发的核心作用，同时依托区域性病理诊断中心建设与电子支气管镜技术的县域覆盖，推动靶向治疗等技术向三四线城市下沉，促使基层靶向治疗普及率提升。针对现有医疗资源配置失衡，需突破性增强基层呼吸内镜高阶手术能力及分子病理诊断水平，同步扩大呼吸专科联盟的多学科会诊网络覆盖，通过新型医保支付激励机制改善基层“投入收益失衡”，构建“复杂诊疗上移、健康管理下沉”的智能协作系统。

在人才培养层面，扩大国内PCCM专培基地规模，通过远程教育体系与临床实践基地的协同建设，系统性培养兼具呼吸危重症救治与肺癌综合诊疗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最终依托规范化诊疗平台整合筛查、精准诊疗和共病管理资源，形成覆盖疾病全周期的服务网络，支撑肺癌向慢病化管理转型，助力我国肺癌五年生存率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

将来，我国需要建立肺癌和呼吸共病的规范化诊疗平台，实现同质化管理，推动区域间的医疗资源共享与协作，形成紧密的医疗网络，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共病问题，提升整体肺癌诊疗水平和患者的生存质量。

参考文献（略）

作者：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 杨萌 曹彬 陈良安；通信作者：曹彬，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呼吸和共病全国重点实验室 国家呼吸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呼吸病学研究院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

引用本文: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 杨萌, 等. 2024年我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肺癌亚专业诊疗能力调查[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5, 48(7): 623-632.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50224-00106.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原链接戳：【论著】2024年我国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肺癌亚专业诊疗能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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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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