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徐毛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我1993年大学毕业就来了这家医院，来了这个科室，一直干到现在，33年了。”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办公室里，正在加班的徐毛冶主任与我们聊起她的从医之路。快人快语，不绕弯子，是她给人的最深印象。

“其实我原来挺想去外科的，比较喜欢动手。毕业那年眼科不要人，阴差阳错就来了呼吸科。”她笑着说，“带我的老师当时还说，你居然能在呼吸科这么‘磨磨唧唧’的科室干这么多年。”

这33年，从1993年初入临床的青涩小大夫，到2000年远赴匈牙利学习支气管镜诊治技术，再到2021年起担任科主任，徐毛冶见证了这家医院呼吸学科从“内科不治喘”的艰难岁月，一路走到国家首批呼吸学科规范化建设优秀单位、PCCM专修单修基地的蜕变。

那时的呼吸科条件“很原始”，但科室的学习氛围让我决心在这里扎下根

“我1993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当时的呼吸科，用现在的话说，条件‘很原始’。虽然有肺功能仪，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拿肺功能去定慢阻肺病，印象中就是‘肺气肿’‘老慢支’。没有什么吸入药，工作几年以后，第一个扩张支气管的药才出现。之前来了‘喘得厉害’的老慢支患者，就只有氨茶碱，抗生素也就青霉素、头孢唑啉一两种，可选药物很少。”

“为什么我留了下来？因为科室的文化和氛围。我一到科里，当时负责科室的是我们一位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副院长，他跟我讲：‘你需要订什么样的杂志，你需要看什么样的书就说。’图书馆那时候有英文的CHEST杂志。他跟我说：‘你要是英文好就多读一些原版的，因为翻译可能会有偏差。’”

“从那时起，我值班的时候从来不看闲书，都是看文献杂志，或者晚上遇到疑难病例现翻。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现在，每天早上6点半到医院，吃完早点，用一个小时看文献。那时候没有电脑，手写病历，病例都要背，辅助检查不能靠念，在读片灯上读胸片表现。现在看来，大家查体没有那么多辅助检查时反而更认真，望触叩听，基本功都很扎实。”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胸穿’。那时候不拿彩超定位，除非特别难。都是通过听诊，胸片照一个，听觉语颤减弱了，就找到位置做穿刺。穿不出来就带着病人去彩超室，让大夫看为什么穿不出来。后来我自己拿彩超就能定位了。”

胸腔置管术

玻璃注射器抽恶性胸腔积液，胸水黏了就拿生理盐水冲……那个年代的患者是真的特别信任医生

“我喜欢动手，胸穿我很喜欢做。记得一位恶性胸腔积液的老人，那时候没什么好办法，他一憋，家里人就联系我：‘徐大夫，你明天能不能给他穿？’那时候注射器还是消毒的玻璃注射器，恶性胸腔积液刚抽一抽就黏了，因为黏蛋白很多。我就让护士帮我拔出来，再拿生理盐水冲一冲，没那么黏了就再接着抽。”

“我真觉得在那个年代，患者都特别好。我那么年轻和没有太多经验的一个小大夫，他们就非常相信你。像现在，严格来说这样操作都不符合诊疗常规，但那时的患者就很放心。那位老人后来去世了，他女儿还把老人养的几盆花送给了我，挺感动的。”

“还有个来自二连浩特的患者，家离呼市挺远，老人特别固执，非要等我当天在医院才来做穿刺，他女婿就开车把他带过来，门诊穿完，舒服了就回去。那时候没有引流袋，每次都得抽，胸水黏了就拿生理盐水冲。还有个刚读大学一年级的女孩，结核性胸膜炎，反复抽胸水，出院时，肋膈角出来了，小姑娘开心得在病床上蹦跳。”

“女孩出院时，她父亲就从裤兜里掏出皱巴巴的10块钱要给我。我说真的不用，这钱给你姑娘买好吃的。他走的时候送了我一个一压就‘嘟嘟嘟’发亮的彩灯，我回到家还把那盏灯插了挺长时间；还有一个病人，出院后硬是背了一布袋的鸡蛋给我，因为路途遥远，天气太热，背过来时鸡蛋都发臭了不能吃，但那确实是患者的一份诚意……这些小事会让你感受到患者对你的那一份真心。”

没有突然变化的病情，只有病情被突然发现……1993年那个“大咯血”的夜晚令我至今难忘

“但那个年代也有让我非常痛心的时刻。有个大咯血的患者，是1994年我刚工作不久。那时工作两个月我们就要独立值班，没有二线。患者是男性，五六十岁，肺癌，准备进一步检查。晚上他姑娘陪床，叫医生，说他咯血了，我赶紧过去。可等我跑过去，病人就已经大口咳血。我赶紧叫护士建静脉通道，但咳得太厉害，连静脉都找不到了，咯血量非常大，5分钟左右人就没有了。”

“如果是现在，一来了有咯血的病人，我们会先介入，把病血管堵住，或者气管镜下放封堵球囊。但那时很无奈，就只能看着他走。”

“还有一个支气管扩张的患者，他老婆去打饭，他去了一趟卫生间，往回走时就开始咯血，送回病房后特别大的咯血，针扎进去了，但止血药还没起效，人就没了。他老婆打回饭来，看到人没了，一下子就瘫坐到地上……。当然，现在回头来看，我们的整个医疗救治水平，对疾病的认识，实在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时，我感觉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内医学的发展特别慢，药没什么更新，诊断也没什么更新。遇到重的病人，就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想出去开开眼界。2000年，我去了匈牙利塞梅尔维斯医科大学，那里虽然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但医学水平比我们院强很多，气管镜非常强，有硬镜下的肺癌治疗，包括激光热消融。”

“我的外国老师对我挺好。我去后，他说我可以学气管镜，有模拟人让我练，说‘你只要5分钟内把所有的亚段都找到、说对了，就可以在病人身上做。’其实按规定我拿不了欧洲执照，是不能操作的。结果我做到了，第二天，那位老师就让我在肺癌病人身上操作，还帮我翻译成匈牙利语跟病人沟通。”

“当时还有一件挺有趣的‘乌龙’事件让我印象深刻。带我的教授跟政府说‘我们带了个外国学生，因此要付出更多精力，希望政府多给些经费’，然而当地政府却理解成了‘来了一个中国医生给他们带来了麻烦’。我这人是个‘直肠子性格’，被相关人员询问后，我回去就直接找到教授问：‘我是不是给你们带来麻烦了？’教授挺惊讶：‘没有呀，我们是想多争取些经费。’然后我就笑着说：‘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那我继续工作。’外国人的性格都很‘直’，你只需要直接去跟他们对话，他们不会认为你冲撞了他而给你‘穿小鞋’。这样的学习经历也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后来当科主任也是这么做的，有事直接说，从来不跟大家绕弯子。”

患者大咯血徐毛冶主任带领呼吸介入团队镜下止血

老教授的一句话，让我有机会上手做镜子……年轻的时候觉得肺炎最好治，到我这个年龄，肺炎是最难的！

“2001年8月我回国，回来后当我跟同事讲‘那边有硬镜’，他们却都说‘你别瞎讲了，硬镜国内早就没有了，软镜代替硬镜了。’那时的国内确实没什么人做硬镜，直到后来做了介入治疗，才发现硬镜在介入方面是有优势的。”

“记得当时气管镜的‘斗争’也挺激烈的，让不让你做，有没有人带你做，都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上手做。当时科里会做镜子的老师不太愿意带，因为病人不多，大家都想做。带我的那位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他对我特别好。他说：‘我不会做镜子，但我是老大夫，我就站在里面，你做。病人万一有事，有个老大夫给你撑腰，咱们组的病人你做。’就是他这句话，让我上手了。一旦你会做了以后，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2014年以后，我们迎来了PCCM规范化建设。孙德俊院长也是2014年到我们医院的，这10年，我感觉是我们呼吸科‘质’的飞跃。以前什么病都一样的看法，没有亚专科。后来有了亚学科建设，有人专注气管介入，有人做肺血管，有人做感染，有人做重症。你才发现，诊疗思路和方法跟以前完全不同了。”

“到现在我在很多地方这样说：‘年轻的时候，觉得肺炎最好治，可到了我这个年龄，我觉得肺炎是最难的！因为对感染的认识要非常深刻才行。”

孙德俊教授在全国会议上内蒙古呼吸界发声，并在内蒙承办多项国家级会议，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成立国家级慢阻肺重点实验室

已经是菌血症了，可他执意要出院……这位警察是留在我心里一个很大的“遗憾”

“有个感染病人让我印象特别深。他是一位警察，高热住进来，血培养是链球菌菌血症，对青霉素敏感。我给他用了青霉素，也做了心脏彩超，当时没有赘生物，他便急着要去执行任务，我说疗程不够，不能走，但他很执意，签完字走了。”

“他从呼和浩特飞走，大雨，住旅店后就又开始高热，没法执行任务，赶紧飞回来。等人拉到我们医院时，就已经心衰了。再做心超，瓣膜上就有了赘生物。后来外科做完手术，人虽然救活了，但他再也没能重返岗位。他当时还很年轻，不到40岁。”

“后来我一直在想，是我当时对感染的认知还不到位，没有给他很充分的风险交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在同仁医院微生物实验室扎着，在那里扎了十个月，把感染作为我的研究方向。也是去了实验室我才发现，患者早上6点留的痰，到8点实验室交完班再处理，痰都凝固了，涂到培养皿上根本不好长。亲自去了实验室才知道，我们不仅得要新鲜的深部痰，而且留完一定要尽快送……。这些细节上的所有的经历，最后对我们的临床经验都非常有用。”

徐毛冶主任在肺感染以及微生物送检方面分享经验

患者是自治区领导的家属，我却毫无顾忌地说：“虽然‘痰培养’是铜绿，我认为它不是致病菌”

“我当科主任之前，抗生素管理的压力很大，因为呼吸科是抗生素使用大户。当时听闻许多医院呼吸科可能都会遇到类似问题，于是科主任就会跟药学处说‘DDD指标我做不到。’但等我当科主任后，我跟全科开会说：‘这个指标既然全国都是这样定的，我们就必须完成。’”

“因为当时大家都特别喜欢联合用药，所谓的‘三素一汤’就这样叫出来的，一个头孢加一个喹诺酮……。我就说，不行！联合必须有指征，如果抓住你联合用药，解释不了，就得罚钱。”

“有一个在当时挺有挑战的病例。老人是自治区副省级干部的家属，有类风湿，长期用激素免疫抑制剂，一直发烧住在风湿免疫科。‘痰培养’出来是铜绿假单胞菌，他们就启动针对铜绿的治疗，从头孢哌酮舒巴坦一直升级到美罗培南，还联合，但患者仍然还烧。孙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会诊。”

“我一去了就说：‘虽然反复铜绿，但我认为它不是致病菌。影像不支持铜绿感染，铜绿在有结构性改变的患者中完全可能是定值。所以我建议把所有针对铜绿的药都停掉。’孙院长非常支持，这些药就都停了。然后我又说，必须做气管镜，送灌洗液。我联系了在同仁做实验的师弟做荧光染色，很快报回来：有丝状真菌。启动抗真菌治疗，两三天患者体温就降下来了。后来这位老人只要有问题，基本一直都是我在看。回溯这个过程，关键是要跟实验室沟通好，人家才能理解，你为什么认为铜绿不是致病菌。”

遇到棘手病例就会让我们“长记性”，就像军团菌，以前没有见到时不知道，现在我们对它特别敏感

“有个老太太住在神经内科，发烧、意识淡漠，CT肺上有感染。他们给的是舒普深。我看完说可能是不典型病原，得做气管镜。结果第二天新冠疫情来了，气管镜停了。我只好就让他们留尿，做军团菌尿抗原检测，还是找了一个朋友帮忙做的，同时先上莫西沙星联合克林霉素。老太太给药后就不烧了，尿抗原回来，确实是军团菌阳性。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但第二个例子就比较惨。一个福建省的方舱建设专家，疫情时派到我们内蒙，第二次来我们医院时人刚到急诊就心跳呼吸骤停了，心肺复苏插管后送到RICU。NGS结果检查出大量的军团菌。可这个病例当我们回顾患者的病史却发现，他在一周之前就已经在急诊看过过，当时的CT上有小片状阴影，但他却没有到呼吸科来看，也没有作进一步的处理。我们给他上了ECMO取栓、强抗军团菌治疗，但军团菌造成的肺损伤不可逆，上了ECMO后又脑出血，治了40多天，最后人还是没留住，葬在了内蒙。想一想，人家本来是来援助我们的，却在这里走了，心里是真的太难受。”

“所以后来我们科对军团菌、鹦鹉热这些不典型病原特别敏感。一看片子高度怀疑，赶紧启动治疗、送检。这就是思维的改变，你以前没见到，你不知道。技术进步、理念进步，你得知道有这种病，迅速反应。”

我们呼吸重症的救治能力在内蒙古自治区内居于首位，医护协作为ECMO患者的生命保驾护航

我们的RICU于2015年成立，拥有一个重症的团队，是非常幸福的

“2015年，我们成立了RICU，专门招重症的人，分批去中日友好医院学习半年。没有RICU的时候，我觉得它不就是个插管、调呼吸机嘛，可真正成立重症后，你就发现，重症的理念和管理完全不一样，拥有一个重症团队是非常幸福的。”

“有一个气管介入的病人，隆突狭窄特别厉害，先插管到了重症，得放支架。那是我第一次自己操作，过程惊心动魄，支架释放位置、退气管插管都有问题，全靠重症团队全程保驾护航才放好；还有一个肺栓塞堵在主干上的病人，在ECMO保驾下取栓，非常顺利。后来病人又出现心率快慢综合征，心内科来放了起搏器。这就是多学科通力合作。”

“2021年我当科室正主任。其实我当科主任不是想当什么官，我实话实说，是因为如果来个不支持你工作的科主任，打压你，这日子不好过。我就想，那我自己当会比较好，至少能按自己的想法做。”

“还记得我当科主任表态发言时是这样说的：‘我唯一的一个希望，我当了科主任以后，给大家营造一个非常轻松的相对公平的工作环境。希望我退休时，能证实我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我也确实按照我的话来践诺的。我们的工作本来就苦，大家没必要搞得我一个科主任每天跟‘慈禧太后’似的，一见到我都更不开心。我就希望大家像朋友一样，在一起工作很开心，在开心的环境里，把艰苦的工作做好。公平，我尽量做到，不可能绝对，但我会尽力。”

工作中，徐毛冶主任鼓励年轻医师各自在擅长的邻域发展，无论临床、介入、教学、科研都能提供最好的平台。生活中，平和宽厚，性格开朗，愉快工作快乐生活。

他们会说：“看，主任又在看书了，我们都很头疼……”实际上是专培医生推着我往前走

“我当科主任后跟科里所有医生说：‘只要你愿意学习，我就给你提供机会。’就像当初我刚来到科里，老科主任这样对我说，这是一种传承。我带专培，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些年轻人非常有朝气，他们会‘推’着你往前走，因为不能年轻人都知道的，你作为科主任却啥也不知道。我的性格里也有点‘要强’，我不想让年轻的大夫们看不起。”

“我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讨论病例时，你可以发表意见，甚至在病人面前你驳我的观点都没问题，但你不能胡说，必须拿出依据来。你如果要驳，说我讲错了，OK，你看到什么文献、指南了？讲出来大家一起学习，都没问题。我们科的小大夫现在都很敢发言，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因为这些事针对他们。因此才有了我们科现在融洽和谐的氛围，就连好多外院专家前来会诊时都会说：‘你们跟科主任的氛围真好，大家就像朋友一样。’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慨。”

徐毛冶主任多次在大会上分享指南、专家共识，鼓励大家参与讨论，发表个人见解，碰撞新思路新概念，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我定了规矩，查房教授一星期只能查一次，主医若不需要你查，你不要去查……“主医制”让我们懂得放手，把病人管理得更好

“记得当年医院要实行主诊医师负责制，专培出来的医生要当‘主医’。但之前与我同年龄的一批‘正高’们都一直带组，有的同志观点有些陈旧，年轻人不太服。我干脆就搞了个‘双向选择’，让专培医生选上级大夫，选不上的就去出门诊。一年选一次。”

“记得有一次，一位老教授没人选，还到我办公室哭，说‘年轻人一点情分都不念’，我是这样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想法，你不可能要求年轻大夫跟你没代沟。咱们放低点姿态，让他们当主医，咱们做查房教授。你也不用总看书了，他们全负责，你也可以出门诊。’”

“我甚至还定了规矩，查房教授一个星期只能查一次。主诊医师如果不需要你查，你不要去查，不要招人讨厌。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虽然是科主任，我也听主诊医师的，坚决不越权。我对主诊医师说：‘你们把病人管好，我要求主诊医师拿的绩效工资比查房教授多，至少多1000块。’我们科的五位主诊医师自己开了个小会，大家同意了。自此以后，科里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位置，矛盾化解了。”

“其实放手以后，主诊医师们把病人管得更好。原来急诊的重病人没人收，现在主诊医师自己早晨7点半就去急诊室查房收病人。RICU也是专培结业的学员做主医，带着团队干。你若不放手，他们总觉得背后还有个‘靠山’；但若你不让他们靠，他们自然就成长了。”

“记得我们还曾遇到一个鹦鹉热病例，病人胸廓畸形、心脏不好，之后感染鹦鹉热，主诊医师及时就启动了治疗，但病人家属因顾虑大夫年轻，迟迟不愿插管，拖了一两天。主诊医师跟我沟通后，我立刻就去跟家属说了一遍，告诉他们，主诊医师交代的都对，只是显得年轻，家属信任度不够。我这样讲过后，家属便同意插管，后续治疗、康复都很好。我们查房教授就像是‘老大爷托底’，还是对临床有帮助的，而年轻大夫也得去RICU轮转半年，不然观念会落后。”

各位考官招录新一届PCCM专培学员

“人家后半夜在放射线下做，图啥？”……我们的肺血管介入，是从支持一个年轻人开始，带出一个特色亚专科

“我们的肺血管介入在全国做得很好，一年100多例。原来搞心血管的大夫转过来学肺血管，上手特别快，但回来后没人给他介绍病例。他找到我，我说：‘你每天早晨把全科病例看一遍，觉得需要做的跟大夫沟通，人家不做你跟我去沟通。’”

“我在开早会时特地跟大家说：‘这是科室新开发的新技术，大家要支持。他后半夜在放射线下做，图啥？为了科室好。你不懂的得向人家请教，人家刚学过了，你不能说你不懂就认为不需要。你讲不出理由，就得让他做。’就是这样，慢慢的，大家发现许多患者做了肺血管介入以后，很多误诊被纠正了，再后来，别的科室像风湿免疫科也会介绍病人过来。这就是从支持一个年轻人开始，带出一个特色亚专科。”

气管镜介入术、肺血管介入术

“我们科现在有148名医护人员，开放普通床位97张，RICU病床18张。2018年，我们被评为国家首批PCCM规范化建设优秀单位。而‘没有突然变化的病情，只有病情被突然发现’这句话，正是我这33年最深的体会。从1993年那个‘大咯血’的夜晚，看着患者5分钟离去却无能为力；到2000年在匈牙利看到硬镜下肺癌的激光消融；到如今，我看着主诊医师们在ECMO保驾下给肺栓塞患者取栓……这一路走来，我深深感到，一个医生的成长，离不开医院的平台，离不开科室的氛围，离不开前辈的引领，也离不开你敢于放手让年轻人去闯。”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自治区领先学科

“我常常跟年轻大夫说：‘专注、实践和反思是非常重要的品质。把心踏实下来，专注于患者的病情和治疗方案，不断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思考。’”

“我还要特别感谢1993年那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院长，他跟我说的那句：‘你需要看什么样的书……。’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我也特别感谢带我做气管镜的那位老教授，他说：‘我不会做，但我可以站在里面，你做。’这句话，让我有了第一次做气管镜的‘底气’。现在，轮到我为这些年轻人‘撑腰’了。”

全体呼吸科成员合照

专家介绍

徐毛冶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内蒙古自治区医学会呼吸病分会第七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十一届介入病学学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呼吸病学专业委员会间质性肺疾病多学科诊治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县域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呼吸质控中心主任；中国戒烟联盟理事；日本JICA访问学者；匈牙利塞梅尔维斯医科大学访问学者；协和医院西部之光访问学者；Allergy杂志中文版编委；Thorax中文版介入专刊编委；擅长下呼吸道感染、支气管哮喘、支气管镜介入治疗、烟草依赖疾病的诊治。

本文完

采写编辑：冬雪凝；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