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我国学者完成的大规模人群研究「中国成人肺部健康研究」的首项成果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项由王辰院士牵头、全国13家医院参与共同完成的研究历时七年。从2010年正式立项，到开始设计，到整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再到最后的数据分析……期间都有哪些创新和突破，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发布会当天，《呼吸界》特邀了项目参与者张湘燕、许建英、林英翔、周玉民、叶贤伟、文富强、单广良等专家走进直播现场接受特别访谈。他们从流调的整体设计思路、专业数据、严格质控等角度，全方位讲述了研究背后的酸甜苦辣……今天，我们摘取其中的精华，和大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和曾经的艰难。

单广良教授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流行病学设计及后期数据分析）

「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提高效率与精度，是国内外最先进技术手段

作为流行病学专家，单广良教授全程参与了这项研究的整体设计， 单教授权威解读了其设计特点与先进性。「当看到慢阻肺的患病率和危险因素时，大家或许都对数据的可信程度产生疑问，对此，我们要回溯到最初的科研设计中」，单教授认为，这个课题是否科学，要看我们得到的样本是不是具有全国代表性。在通常情况下，抽样方法用到的都是单纯的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或系统抽样等，但在做我国慢阻肺流行病学调查时，必须要考虑到我国地域分布特点和人群分布特点。

所以，在抽样的设计上，我们把这几种方法联合在了一起，采用了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这样我们就能够非常有效地利用分层和随机抽样方法，它具有可以降低抽样误差的特点。

同时，整群抽样在实施当中易于操作，也便于现场的组织者去集中人力，能够有效地组织调查，所以，我们采用这样一个联合的调查抽样方法，明显提高了调查的效率和精度。

在分析时，一般的数据分析方法是基于单纯的随机抽样设计的，而这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的一个复杂的抽样方法，因此，我们在数据分析的时候也应用了国际现在最理想也是最有效的苏丹软件，这使我们得到的结果具有最好的代表性。所以，我们在整个流行病学的设计到统计分析阶段都采用了目前国内外同行认可也是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文富强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四川省流行病学调查负责人）

这项研究将被纳入2019年GOLD全球慢阻肺诊治策略

今年5月中旬，美国胸科学会（ATS） 年会期间将召开全球的GOLD慢阻肺委员会的专家会议，文富强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将赴会。这次会议将对最新公布的世界各国关于慢阻肺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治疗最新研究成果按循证医学的证据进行分级、梳理和筛选，因此，今年秋天将对最新的GOLD慢阻肺诊治策略进行修订，增加这些最新研究证据，相信2019年GOLD全球慢阻肺诊治策略将把中国的研究结果纳入，这将对推动全球的慢阻肺的防控做出中国贡献。 

作为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阻肺学组的副组长以及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慢阻肺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文富强教授再次对这个流调结果进行了专业解读。本项研究不仅同时检测了支气管舒张剂前后的肺功能，还对肺功能结果进行了严格判定。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把农村和城市随机抽样的50991例的合格的患者按年龄进行了分层，结合危险因素，包括体重等一系列的因素来进行了分析。这次研究还首次涵括20到40岁年龄段的中青年成年人群体，跨越了整个20岁及以上的成年群体，20岁及以上人群慢阻肺的患病率在8.6%；如果往40岁以上看，就是13.7%；同时，如果再看年龄更高的60岁以上人群，患病率就达到了27%以上。

这样看来，随着与慢阻肺发病相关的危险因素（如吸烟）暴露时间的延长，暴露的量也在相应增长，患病率明显增加；同时，这与年龄的增长也有密切关系，年龄的增长也导致慢阻肺患病率增加。

在这里，还有一个结果将对我们未来的防控有重要意义：流调过程中，通过肺功能明确诊断慢阻肺的人中，只有不到10%知道自己患了慢阻肺，而慢阻肺患者中只有11.7%得到了治疗，90%的慢阻肺病人既不知道自己得了慢阻肺，也不知道什么是慢阻肺，这种低知晓率提示我们不光是公众，医务人员、政府、媒体等各个层面都应尽快认识到我国慢阻肺患病人口的庞大以及构成的巨大疾病负担。 

因此，未来我们不仅要加强对慢阻肺的认识，还要增加对防控手段的认识，将肺功能检查作为对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的方法非常有价值，值得推广。

周玉民教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广东省流行病学调查骨干及协调人）

在这项研究基础上，慢阻肺研究必将更加深入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曾于辽宁、北京、武汉开展慢阻肺流行病学调查，当时因受发展水平限制，仅针对有症状的和吸烟的人群做了流调，基于这一基础数据显示，15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大概是3%。 

2002年，钟南山院士、冉丕鑫 教授和王辰院士等多家医院一起经过对两万多人的流行病学研究得出结论，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的慢阻肺患病率为8.2%。当时也针对慢阻肺危险因素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其中最突出的是针对农村妇女的生物燃料暴露，特别是厨房烟雾开展了一些改进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而十年以后，这次由王辰院士牵头所做的最新一次流行病学研究显现了以下特点：

1、过去的研究只针对40岁以上人群，而这次包括了20到39岁的中青年人群，这些人群患病率大概是2.1%。

2、40岁及以上人群的慢阻肺患病率，相对十年前来说明显提高，目前约是13.7%。有人提出，这个患病率是不是太高？在同时发表的《柳叶刀呼吸病学》杂志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40%岁及以上人群患病率是13.6%。这个数据的相互印证反映了中国慢阻肺患病的一个实际情况。

3、在室外空气污染方面，就PM2.5对慢阻肺患病率的影响做出了一个相关分析，在相对于低于50μg/m³的情况下，中度暴露和高暴露的危险因素的风险，其实达到1.83和2.0。

相信在此基础上后续还会有相关的研究结果陆续发布出来，这对于我国慢阻肺研究的深入开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湘燕、叶贤伟教授

（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贵州省流行病学调查负责人）

「我们要大批量发放咽喉含片来使工作人员的嗓音恢复。」

「贵州团队接这样的大规模流行病调查项目是第一次，参加发布会觉得特别激动和振奋」。贵州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张湘燕教授难掩心中的激动。她回忆，在最初开展流调的过程中，有许多让人心酸的记忆。特别是在农村，最发愁的就是我们常常已经录入了调查对象的信息，只差肺功能检测的时候，调查对象就突然走光了。他们看到别人吹得比较费力就离开了，怎么劝都劝不了，每当看到这样的调查对象流失，就会非常着急。

叶贤伟介绍说：的确，做肺功能检查是最辛苦的。肺功能检查如果要完成高的质量控制是很有难度的，有时调查对象要连续吹五六次才能达标，所以我们必须给他鼓劲并指挥其操作，经常一天下来，我们声音都是沙哑的。做流调时，需求量最高的是「含片」，我们要大批量发放咽喉含片来使工作人员的嗓音恢复。

除了白天做的工作，晚上回去之后，我们还必须把肺功能检测的全部检测结果上传到质控中心，同时我们自己还要对肺功能结果进行初步的质量控制分级。到了晚上吃饭时，大家基本上都不想吃了，在返程的车上，就都已经进入了梦乡；此外，每次我们参与流调，科里都要抽掉二三十个人，包括志愿者，留守在病房的医务人员明显减少，虽然他们未到现场，但正是因为他们在后方的支持，我们的流调工作才能顺利地往前推进。

贵州相对边远贫穷，交通不便，人口也比较分散，尤其是少数民族分散得比较远，而且它也有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有时流调沟通上是非常困难的。王院士曾说，贵州是高海拔的地区，我们平均海拔大约有一千米，这是中国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域，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把贵州的工作做好。最后，贵州团队奋起直追，完成了6400多例的流调，质量也相对较好。

许建英教授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山西省流行病学调查负责人）

「没有做过这么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不知道从何下手」

我们是2011年11月刚刚成立的新医院，最初，我们面对的困难是新的学科、新的团队，人员的不足是很大的问题。况且我们没有做过这么大规模的流调，不知道从何下手，脑子特别乱。王辰院士团队从顶层设计给予了很大指导，包括怎么从地区的分布方面进行选点等等……但常常是规定好的，具体到我们实施的时候，困难逐一浮出水面。首先是联系流调点，需和当地政府行政部门进行对接。其次还有寻找调查对象的困难，一般做这种体检，50岁以上的女同志能来许多人，但40岁以下的年轻人特别不好找。但在第一个点及第二个点完成之后，我们就积累了一些经验。

我们开始自己的人员培训且非常严格，其中一个就是问卷调查，首先要培训我们自己的人员，因为去的不是一个两个人，我们整个团队每次下去是20来个人，需要分工，有些人是先做问卷调查，做完之后他还要再做肺功能，每次前往流调点都是十台肺功能仪同时做，调查对象配合肺功能做起来非常困难，有些人认为不好做就逃掉了。这里面细节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有很多酸甜苦辣，但我们坚持了下来，而且从那时起我们认识到基层对慢阻肺疾病相关知识的渴求，作为山西省基层呼吸疾病防治联盟主席，我一直带领我们山西省的呼吸专家坚持到基层开展呼吸疾病的巡讲，开展科普宣教，这些年基层老百姓对慢阻肺的认识在逐步提高，我们看到了进步和希望。

林英翔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项目总协调人之一）

大年初八进村，流调数据表长达35页……

这个项目虽说在2010年立项的，但实际上，在之前的1到2年，从2008年年底，王辰院长带着我们就开始做申报的工作，那时我们团队没日没夜，一个星期经常是四五天不回家，每天晚上加班到一两点钟，甚至一夜不睡觉来做项目的申报工作。

这个项目最初实施时是要做预试验的，现在我都记得预调查做的时候非常困难。当时确定了两个医院做预调查，北京朝阳医院和杨岚教授负责的西安交大一附院。朝阳医院做农村地区预调查。那是2012年的春节期间，大年初八我们就「进村」了，那次一共调查了一百个病人，来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研究设计究竟合理不合理、可行性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但到了基层后，发现基层的干部，还有被调查的农民特别热情，我们早晨8点钟到达时，他们恨不得早上6点钟就排队等我们！所以当时虽然是冬天，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很温暖很感动，预调查也因此完成得很顺利。

预调查做完以后，我们就开始正式实施调查，这里质量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肺功能的检测。在肺功能检测当中，我们也请教了很多的专家教授给我们做认证、请了相关的一些公司来给我们做人员培训，在整个调查之前，全国13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分别参加了至少六场严格的全国肺功能检测培训，每个人都要达到要求、拿到合格证书才能上岗，这为我们后续的流行病学调查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时操作的过程是最繁复的，我们派中心的人员定期到流调点做些肺功能的辅助性工作，每天除了要进行艰苦的流调工作以外，晚上还要把这些肺功能数据进行上传，之后，我们中心作为总中心也要利用额外的时间进行肺功能的复核，只有达到C级95%以上的肺功能检测才能算准确。特别是我们流调表（CRF）很长，大概有35页，除了一般情况以外，还包括生活质量、精神状态、是否合并哮喘、口腔卫生情况等等，在这个问卷过程实际上大家都很辛苦，一个问卷下来至少要20分钟。 

流调表最后如何录入也是重点，单广良教授给我们做了很大的质控支持，这个流调表我们也是按照国际标准的录入方法，进行双录入，并在双录入过程当中请了专门的CRO公司来进行监察，如果发现问题要及时反馈，需要各个协作单位对当中的内容或者是肺功能不合格的这些地方重新进行复核，所以最后出来的数据和文章非常严谨，大家付出了很多，协作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才使得我们这个流调数据得到了非常好的结果。 

中国慢阻肺流行病学研究协作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中日医院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附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贵州省人民医院

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医院

本次直播可戳文末「阅读原文」观看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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