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口头禅「人命关天,必须从严」成为我们一生的座右铭——深切缅怀西迁创校先驱王鸣岐教授
来源: 呼吸界 2021-04-28

2021年4月27日6时,著名肺科专家,西部呼吸病学事业开创者,重庆医科大学创校先驱王鸣岐教授仙逝,享年100岁。仅仅十天前( 4月18日),我们刚刚为王鸣岐教授的百岁寿辰献上祝福……得知王老仙逝,谨以此文回顾王老的百年人生路 ,以表达我们最真诚的缅怀和悼念!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将自己的理想与祖国的建设绑定,以献身事业为光荣。


——王鸣岐



少年立志,医海起航


1921年4月23日,王鸣岐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两岁那年随父母迁居上海,后就读于宁波同乡会第十小学和澄衷中学。其父王叙才早年就读于赫赫有名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后创办诊所,毕生致力于救死扶伤、济世为民的医学事业。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更因为目睹当年上海滩绝大多数穷苦百姓有病没钱,求医无门,人民群众体质羸弱,王鸣岐从小便立志要做父亲那样的人,服务群众,医学救国,揭掉4万万同胞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


高中时期的王鸣岐


1939年,王鸣岐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开启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医学事业。然而当时的上海,日本侵略军横行,国立上海医学院亦被占领,学校只能搬到位于法租界的华山医院上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也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日本人在校门口设了岗哨,规定学生进出必须鞠躬,血气方刚的王鸣岐和部分同学不愿向日本人低头,发誓「宁可不上学,也不向日本兵鞠躬!」因此,只能暂时停学回家。


早期的上医东教学大楼


另一方面,当时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和其他许多名校一样,为了保存医学教育的火种,在上海、南京沦陷前夕,就开始了艰难的内迁之路。从1939年始,国立上海医学院辗转香港、越南、昆明、重庆,最终在歌乐山一个叫做龙洞湾的小山村驻扎下来。1942年春,国立上海医学院从大后方发出消息,鼓励滞留沦陷区的同学们前往重庆入学,共兴抗日救亡大业。得此消息,王鸣岐和同学们兴奋不已,他们宁愿冒着杀头的危险也要逃离上海。


上医在重庆歌乐山办学时期的校门


王鸣岐和同学们抹黑了脸,手脚涂了灰泥,穿上农民的衣裳,装扮成找粮食的饥民,闯过了日本人的重重关卡,穿过了土匪横行、流氓结队的三不管地区,终于到达了设在浙江金华的上医接待站。接待站发给每位去渝的同学2000元路费,让他们结伴前往重庆入学。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母校支持,沿途还有许多校友学长帮助,路途虽然遥远坎坷,却挡不住王鸣岐和同学们抗日报国的满腔热情。在王鸣岐看来,生活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才是真正的痛苦,能够逃离上海,奔向自由,是求之不得的幸福的解脱,为此付出的所有辛苦都不算苦!


王鸣岐和同学们一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他们常常组织抗日演讲、街头演出,控诉日寇汪伪在沦陷区的暴行;还利用所学知识,为沿途百姓诊治疾病,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交口称赞。经过三个月的艰苦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上医在重庆歌乐山上的临时驻地——小山村龙洞湾。王鸣岐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学习时光,最终以优异成绩在重庆毕业。在当时上医严格的淘汰机制下,与王鸣岐同年入学的100多个同学中,只有30余人顺利毕业,足见上医考核之严,也足见王鸣岐学业之精。毕业后,王鸣岐怀揣着救死扶伤的梦想,去了重庆远郊的璧山县、铜梁县等地方医院就职,造福当地百姓。


王鸣岐上海医学院毕业证书


1943年,王鸣岐(前排左四)在歌乐山与同学留影


万里蹀躞,援建重医


抗战胜利后,上医很快就搬回了上海。怀着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王鸣岐不久也随着返乡之潮回到了故土,后就职于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历任肺科住院医师、助教、主治医生、讲师,1958年晋升肺科副教授。


而此时的上医,正在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支援西部建设,计划分迁全院三分之一的力量到重庆组建重庆医学院。时任上医副院长兼华山医院院长钱惪,受命组织一批精兵强将支援重医及其附属医院建设,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各方面条件都远远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要让大家就这样告别得来不易的安定生活,告别父母兄弟、至爱亲朋,放下刚打拼起来的事业,去到一个遥远荒僻的地方重新开始,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王鸣岐(前排右一)在中山医院工作时期


然而当钱惪找到王鸣岐做思想动员时,他立即答应下来,丝毫没有推拖。「从大处说,此去重庆是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从小处讲是为了报答重庆人民的恩情!」王鸣岐始终记得在重庆求学的日子里,歌乐山龙洞湾的村民对他们的照顾和帮助,现在重庆人民缺医少药,他觉得自己义不容辞,理应去报恩!


1958年6月,上医肺科欢送王鸣岐(第二排左七)等赴渝留影


在王鸣岐的积极带动下,他所在的科室一批年轻人主动请缨支援重医。而王鸣岐的爱人王文溪原本就是地地道道的重庆人,毕业于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王鸣岐在重庆学习时,二人相识相恋。当年王文溪为了爱情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如今王鸣岐为了山城人民又要重回王文溪的故乡,于他们而言,这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


1949年7月,王鸣岐与王文溪在上海结婚,时任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证婚,肺科主任吴绍青主婚


同为医生的王文溪理解王鸣岐的志向,更愿意跟随他支持他完成医学报国的理想。1958年8月,王鸣岐携爱人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举家踏上了西迁重庆的征程。当时的交通,远不像今日这般发达便利,上海到重庆,路阻且长,轮船在海上飘荡了七八日,终于抵达山城重庆。


1958年,王鸣岐一家人离开上海前在上海人民公园合影


高瞻远瞩,创建肺科


八月的重庆,正是天气最为炎热的时候,王鸣岐来不及适应扑面而来的热浪,就一头扎进了工作,他一面上课教学,一面开始门诊,为重医的医疗教学工作走上正轨付出巨大努力。


建院初期的南大楼


20世纪50年代,国内很多医院都没有成立独立的呼吸内科,所有肺部疾病统统归到大内科进行诊治。然而越来越严重的肺科疾病已然让大内科应对无力,尤其是肺结核的传染蔓延已成为国内重大疾患。重医成立之初,大内科曾经竭力反对成立独立的呼吸内科,王鸣岐常常为此和他们直面相争,但是效果甚微。后来,他通过多方途径了解到,欧美国家医院都是有独立的呼吸病专科的,只不过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医院专业设置不愿意也不可能采纳欧美国家的做法。


王鸣岐是聪明人,既然欧美无法效仿,就去找找苏联老大哥的资料,看他们是否设置了这一专业。通过多方途径他终于了解到列宁格勒医学院有呼吸专业。于是就在开会的时候反复向领导提出要求,甚至非常坚决地说:「我们到重医来就是为了搞呼吸专业,如果不需要我们,我们就回上海去!」王鸣岐的「威胁」最终取得了效果。1958年8月,重医附一院肺科正式成立,王鸣岐任主任,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率先创建的呼吸内科专业。


肺科成立初期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肺科成立之初,条件十分简陋,仅设有20张床位,5位医生和1位护士长,在一个由砖头临时砌起来的病房里开展工作。当时愿意从事内科的毕业生都希望去心内科,不愿意到呼吸内科,很多人片面地把呼吸病等同于结核病,认为那是「一人肺痨,全家遭殃,无法治疗」的疾病。如此,使得呼吸内科的医生灰头土脸,很不受重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重庆,结核病发病率居高不下,得此病很难痊愈。由于重医缺少研究结核病的设备,王鸣岐就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了一台35毫安的小型X光机,下班后打起电筒到鹅公岩一带去搞肺病普查,结果14%的受检人被检查出不正常。由于医院病床不够,王鸣岐就带领大家创立了「地段自办疗养室」,将病情较轻的病人安置于此。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大部分病员都痊愈或症状减轻,还为社区培养了一批医务人员。


王鸣岐培训医务人员


光有简陋的设备还不行,为了深入研究结核病,还必须获取更多的病例数据。由于医院的患者较少也不具代表性,王鸣岐常常亲自带着青年医生跑到人群聚集地,到处搜集地上的痰液,看见痰迹就像看见宝贝一样,趴在地上做成标本带回医院化验,以取得相关医学数据。在他们眼中,那些可能含有宝贵数据的肮脏痰液恰恰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是制服病魔的不二真经。正是有了王鸣岐这样肯为医学无私奉献的白衣战士,肺结核这种「一人肺痨,全家遭殃」「无法医治,只能等死」的谬传才得以匡正,从而树立了「预防为主、尽早诊断、早期治疗、预后良好」的新观念。


1965年,王鸣岐下乡培训卫生员


也正是由于王鸣岐的一直坚持和不懈努力,才使这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呼吸专业得以保留和发展,在医疗、教学和科研方面成绩卓著。今天的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已经拥有154张床位,成为国内名列前茅的具有强大医疗服务能力和辐射影响力的学科。


不避艰险,进藏研究


「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作为一名有着5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王鸣岐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拥护者,但凡党叫做的事,必然义无反顾,一往无前。


1959年冬,重医接上级通知,派人加入国家卫生部和解放军总后勤部组织的高山病研究小组。重医原本派了另外两位同志参加研究小组,但均被婉言推拖,最终由王鸣岐接受了这一艰苦的任务。1960年春,王鸣岐带队随进藏训练的新兵队伍出发,赶赴四川甘孜、西藏昌都,跟随部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1960年2月,肺科送别王鸣岐赴四川甘孜、西藏昌都


在交通运输极不发达的60年代,进藏的道路是一条简陋的泥石公路,数不清的高山大壑、激流险滩,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垭口、雪原冰川。最危险是,还有零星匪徒四处流窜作乱,时不时在山崖上放冷枪,曾有同事不幸中枪牺牲。在海拔几千米的高原上,呼吸困难,高原反应强烈,很多新兵都熬不住,王鸣岐却从不喊累从不叫苦。行军途中,他们还要采样、化验,用一台手摇计算机计算,进行血气分析,为高山病的防治提供了最真实的科学依据。


1960年2月,临行前与家人合影


就这样,他们一路走到甘孜,发现那里的卫生条件极差。王鸣岐立马决定就地进行医学研究和卫生教育,举办卫生讲座,培训当地卫生人员,以改变老百姓的卫生观念。


1960年,王鸣岐(中间)等在甘孜


当年一同进藏的同事黄尤奎回忆说:「王鸣岐教授无论事大事小,事必躬亲,哪怕练操洗衣扫街,也都亲力亲为,不要年轻人代劳。」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一件事是当时发出差补贴,有两种计算方法,一是按照月工资的30%计算,二是按日计算每人每天1元。王鸣岐拿的副教授工资,每月168元,30%就是50.4元,可多数队员月工资仅30元上下,补贴就只有9块钱左右。王鸣岐主动提出,大家出来工作都很辛苦,补贴就一样吧,每人每天一块钱!黄尤奎从这件事中看到了王鸣岐的崇高人格和毫不利己的精神,也正因为王鸣岐风清气正的品格,才能带出如今这支思想过硬、医术精湛的优秀队伍。


1960年3月,在川西巴塘金沙河上与黄友奎合影


川藏高原高山病研究收获颇丰,王鸣岐一行完成相关论文37篇,连同十多箱研究资料一并交给上级,为保障之后进藏人员的生命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王鸣岐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准备继续投入到工作中时,另一副重担压到了他的肩上。


原来,此时国务院要求卫生部抽调专家赴青藏高原,进行「大规模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可行性」研究。王鸣岐为此数度赶赴格尔木等青藏高原腹地,跟随建筑部队进行艰苦的实地调研,研究目的就是为在青藏高原缺氧区建设铁路做准备。他们实地采集了大量数据,科学论证后提出,解决大规模人员缺氧问题的措施之一就是封闭式车厢供氧。令人欣慰的是,这一超前性建议在2007年,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变成现实。


1960年4月,王鸣岐(前排右三)在喀尔木高原参加铁路科研会


勇担重任,二院创业


1963年秋,王鸣岐刚结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巡回医疗回来,钱惪又找到了他。但他万万没想到,钱院长这次是让他去接手刚划归重医管理不久的重医附二院,担任业务副院长。


如今的重医附二院已然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医院,然而50多年前的重医附二院基础薄弱、设施简陋,其前身是1892年创建的宽仁医院,解放后更名为川东医院,之前曾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实习医院。从当时的各方面考虑,川东医院的职工更愿意归属七军医大,但是四川省人民政府和省人大从全局出发,为使重医尽快成长发展,决定将川东医院划归重医,更名为重医附属第二医院。


重医附二院早期门诊大楼


事情远比想象中的困难。此前重医附一院先后派去几批医护工作人员,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能待下去,可是为了重医的发展,这所医院又必须得接,还必须将其转化成能够承担医疗、教学、科研的医院。于是,钱惪想到了王鸣岐。王鸣岐为人温文尔雅,心态平和,见人未说话脸上就漾起了笑容,容易被人接受;又是上医过来的青年才俊,30来岁就做了副教授,业务上也镇得住场子。王鸣岐见钱院长如此良苦用心,当即答应下来。


就这样,王鸣岐义无反顾去了重医附二院,一头扎在医疗和教学之中。在长子王健的记忆里,父亲在附二院工作期间,几乎见不到他的人影,「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父亲早已不在家,夜里又总在我睡着了才回来。」王健笑说,「那时候总感觉自己像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王鸣岐如此付出总算收获了回报。这一次,他们不但没有被赶走,还在附二院深深扎下了根。当然,王鸣岐自有他的招数。他知道,初来乍到,必须谦虚谨慎,广交朋友;必须身先士卒,吃苦耐劳;必须放下架子,平等待人。王鸣岐有过硬的医术,有丰富的经验,还有在上海华山医院、重医附一院总结实践出来的现代医院的管理套路,附二院的同仁不得不服。很快,他就和老员工们打成一片,如鱼得水。经过数年努力,重医附二院渐入正轨,还开始施行24小时全天候接诊看病,成为渝中半岛最有名的医院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武斗突起,硝烟弥漫,形势紧张,物资供应也成了问题,很多上医过来的人纷纷带着老婆孩子回上海避难,原本熙熙攘攘的医院顷刻间寂如旷野。有一天,一个病人被板车拉到医院,检查后诊断为阑尾穿孔,病人说医院都关门了,找了3天才找到这里。王鸣岐立即找来外科医生,自己则作为手术助手,为病人进行了手术。王鸣岐在上海的老父亲获知重庆情况,一连打了几个电话叫他带着妻子儿女返回相对安全的上海,他一咬牙把妻儿送上了去上海的火车,自己独自留了下来。


王鸣岐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重医附二院再关门,病人就没有地方看病了。他必须要坚守。于是王鸣岐找到了武斗双方的造反派头头,与他们谈妥: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允许医院开展医疗活动,停止武装冲突,以救治病人。于是他每天上午带着十余个医务人员,在马路边上坚持对外门诊,维持基本的手术和治疗,在非常时期维护了群众的生命与健康。王鸣岐说:「我不会离开医院,也不会介入派性争斗,无论是哪派的伤病员都一视同仁,尽力救治。」就这样,王鸣岐一直坚持到了数月后军代表接管医院停止武斗。


王鸣岐在重医附二院工作了整整11年,1974年,年逾五旬的他奉命离开了已经颇具规模的重医附二院,回到重医附一院任副院长和肺科教授。


朝乾夕惕,言传身教


从上医到重医,从医从教70余年,王鸣岐带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医者,以其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学高身正的师德风范,诚朴豁达的处世心境和尽职尽责的奉献精神,赢得了人们的一致赞颂。


1979年,重医附一院肺科全体同志合影


原重医附一院院长王福荣教授当年就是在王鸣岐的动员下西迁支援重医建设。他还清楚地记得,大学毕业后他便被分配到了上医附属华山医院,正是在王鸣岐的指导下工作。在王福荣的记忆里,彼时刚30出头就已是副教授的王鸣岐,可谓年轻有为,治学严谨,经常指导他做病例研究,帮助他修改学术论文,是大家学习的楷模,心中的偶像。「王老师这样一个副教授都能带着夫人和孩子举家西迁,我还有什么困难可言呢?」就这样,当时刚结婚的王福荣带着妻子一起踏上了西迁之路,在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福荣(右)和王鸣岐(中)送别肺科第一届硕士研究生袁本通毕业


「鸾凤之鸣,援建之德,高山之艰,岐黄之幸。」原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主任吴亚梅教授如此评价王鸣岐教授。1964年,吴亚梅从重医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了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她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王鸣岐的情景:「我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到肺科上班的第一天,就非常害怕,但是我看到王老师却觉得他很慈祥,而且是非常有素养的一个教授。」在接下来的相处中,吴亚梅发现,王鸣岐不仅学识渊博,更有一颗怜悯之心,对病人关心关爱,无微不至。「我记得有一次查房,查到一个病人,经过望触叩听,他就说这个病人是胸腔积液,结果真的就抽出了胸腔积液。」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有CT、B超等检查仪器,王鸣岐单凭望触叩听的检查结果就能准确无误的诊断病情让吴亚梅十分非常震惊,她暗暗立志一定要成为一个像王鸣岐这样的医生。「要做一个好医生,首先一定要做好人,要有同情心、爱心、责任心。」吴亚梅始终记得王鸣岐的教导,并将此作为自己行医的准则。


1987年,吴亚梅(左)和王鸣岐(右)等在去青岛开会的邮轮上


1974年,回到重医附一院继续主持科研教学工作的王鸣岐虽然年近六旬,却壮心不已,除了经常亲上讲堂,还不遗余力地鼓励指导青中年教师登台教学。有时为让青中年教师达最好教学效果,不惜时间体力辅导他们反复预讲,逐字逐句为他们纠正教学语言,演练每一个姿势,书写每一条板书。可谓呕心沥血,寸断肝肠。原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主任罗永艾教授是重医自己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从学习到工作,都受到过王鸣岐的教导。在他眼里,王鸣岐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教案、课题、论文,但凡经过他手,都是一字一句、一个字母、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记得有一篇文章经他改了8次才获通过,就连查病房他也必须定时间、有预案,他有一句口头禅,『人命关天,必须从严』,这也成为我们一生的座右铭。」罗永艾说。


1981年,罗永艾(右三)作为肺科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与王鸣岐、王福荣等合影留念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王鸣岐等老一辈西迁专家的带领下,如今的重医附一院呼吸科有实力有建树,发展迅速,人才辈出,为同行骄傲,为业界瞩目。现任科室主任郭述良虽未直接受过王鸣岐的教导,却一直十分敬重他,每年逢王鸣岐生日,或是节假日,都会带着科室成员一同去看望他。「王教授于我们而言,就像北斗七星,永远为大家指引着方向。」郭述良说,「现在每当学习科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光荣,因为我们是国内最早有独立建制的呼吸内科,有雄厚的历史与学术沉淀,这一切都得益于王教授当初的高瞻远瞩。」


郭述良(左三)携科室成员看望王鸣岐


今天的附一院呼吸科在郭述良教授的带领下,继续播撒生命的火种,无论是到重庆市的贫困区县进行健康扶贫,还是身先士卒到阿尔及利亚、苏丹抗击新冠肺炎,甚至跟埃及开罗大学的附属医院进行共建,在郭述良看来,王鸣岐教授留给科室的精神火种不能灭,他要让这火越燃越旺,要让这光照亮全世界。「要有家国情怀,要有奉献精神,要把老百姓装在心中。」郭述良说,这是他从王鸣岐等老一辈西迁人身上所看到的西迁精神的实质所在。


功昭日月,德炳千秋


「把病人看好,把医院办好,把学生教好。」期颐之年的王鸣岐念念不忘的依然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呼吸病学事业。有奉献就会牺牲,对王鸣岐而言,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鞠躬尽瘁,他无悔;然而连带妻子孩子一起吃苦受累,他内心却总有些愧疚。


1963年,王鸣岐一家人合影


王鸣岐的长子王健来重庆时刚满6岁,他依稀记得那时重医附一院的外科大楼刚刚建好,周围还是一片农田,他们一家人只能暂时借住在儿科医院。那时王鸣岐忙着筹建科室、开设门诊、置办设备,一心只想建设好医院,尽快服务病人;王文溪作为重医附一院口腔科副护士长,也终日忙于工作,三个孩子只能托儿科医院的护士照看。没过几个月,王鸣岐又听从组织安排奔赴川东南最艰苦的酉阳县,上山下乡,除害灭病,一去就是半年,完全无暇顾及身后那个还没安顿好的家。后来有了幼儿园,夫妻俩就把孩子送住幼儿园,全身心投入医院建设工作中,周末才去接孩子回来。小儿子王冬当时只有三岁半,进不了幼儿园,王鸣岐干脆把他的年龄改成四岁,以「蒙混」过关。


如今王健继承父业,已经是著名的医学专家,可是要他说说父亲的故事却颇感为难。「他太顾工作了,我们是聚少离多,难得见面,从小如此。」在王健的印象里,父亲似乎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出不完的差,一回到家就钻进自己的书房里,很少和他们交流。他和姐姐弟弟都是妈妈一手带大的,但是他们又常常为父亲事业有成、受人尊敬而倍感骄傲。后来才知道父亲来重庆牺牲了很多:优裕的工作条件,舒适的生活环境,就连工资也调低了。他们姐弟都曾为父亲感到遗憾,甚至觉得他太傻太痴。


小儿子王冬对搬来重庆以后的最初记忆不是和父亲母亲在一起的情景,而是每天在托儿所里和小朋友、老师在一起。「父亲经常出差,常年都不在家,每次一去就是很长时间,到酉阳、秀山那些地方,那时候道路情况很差,后来听父亲说路上经常看见车翻下悬崖。」年少的王冬当时对危险并无什么概念,直到多年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出差到秀山时,王冬才明白父亲当年到区县的艰苦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危险。


1989年10月,王鸣岐在四川省首届呼吸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来重庆工作后,王鸣岐可以说任务不断,东奔西忙,常年在外,加上山高路远,邮路闭塞,通信也是难事。又时逢三年自然灾害,妻子王文溪一人守着家,除坚持工作外,还要为三个年幼子女提供衣食住行,生活格外艰辛。但是他们夫妇从没有向医院和组织要求过任何帮助,也没有领过一分钱的补助。王文溪长期在重医附一院口腔科护理一线工作,中年以后积劳成疾,身体渐衰。直至妻子从护理一线退休,王鸣岐也没为她谋取过任何一个轻松的岗位或职务。哪怕只需一句话。改革开放初期,身为重医副院长的他,主管科研教学。其时国内掀起了出国留学进修的热潮,他亲自联系了国外数所医学院校,前后输送了数百名重医人出国进修培训考察,却唯独没有利用职权送自己两个学医的子女出国深造。


1981年10月,参加四川省高教局访美教育考察团,赴美参访华盛顿大学、维斯康新大学、加州大学等八大院校


1991年,王鸣岐已年届古稀,本到了退休的时候,可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技不可缺,时任重庆医科大学校长的周雅德特别报请教育部批准,挽留他一直工作到76岁方才正式退休。也是在1991年,王鸣岐与上医肺科两位教授崔祥瑸、萨藤三共同编写出版了《实用肺脏病学》,此书成为国内院校呼吸病专业必备的经典教材。王鸣岐一生学术成果丰硕,作为第一作者先后发表论文70余篇,参编《实用内科学》《内科理论与实践》《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第1-4版)等医学专著10本。退休后还在继续带研究生、写论文、写书,并始终关心着医院科室建设、人才培养。


1991年,王鸣岐与崔祥瑸、萨藤三共同主编的《实用肺脏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王健回忆,在父亲的书桌上摞着一尺多厚的文稿,几乎都署着医院各科医生的名字,「那时常常夜半一觉醒来,父亲还在小小的台灯下伏案疾书,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帮别人修改论文稿件。」医院的许多资深医生,都曾被王鸣岐「请」到办公室或家里修改论文,直至夜阑时分。王鸣岐常常不顾忌他们的身份、职位,亦或心有微词,始终坚持近乎苛刻的态度。王健也曾问父亲何苦如此,得到的回答是:「科学来不得一点马虎与虚假。」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当时许多人论文写作能力有限,王鸣岐深知只有严格要求,才能尽快提高青中年教师、医护人员的论文撰写能力。正因如此,王鸣岐为医院各科培养出一大批医教研精英,为医院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4年,王鸣岐(前排左五)参加西南地区第八次肺心病学术交流会


虽然王鸣岐一心扑在工作上,却早已用实际行动为孩子树起了榜样。在王冬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跟他们说什么大道理,白天上班,晚上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写文章或是学习。「有段时间我看到他在学俄语,我问他为什么学俄语呢?他说那些外国的杂志也想看一看。」父亲这种好学的精神在王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对待学习的态度。


王鸣岐获得的部分荣誉证书


「父亲是有追求的人,舍小家而顾大家,孜孜矻矻,兢兢业业,终于成了医学界的大家,成了我们人生的楷模和典范。」王健始终记得父亲反复说过的一句话,「重医附一院是我们自己的医院,我们永远是重医人!」这句话蕴含着王鸣岐对学校、医院的全部深情,也寄托着他对重医未来最美好的祈愿。


历经百年风雨,走过岁月沧桑。王鸣岐,这位将毕生心血献给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呼吸病学专家,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党需要的事业中,坚守医学报国、服务人群的初心。从上海到重庆,从上医到重医,王鸣岐始终将共产党员的责任与使命扛在肩上,始终将个体命运与国家齿轮紧紧相扣。


今天,我们满怀敬畏,重温一代医学大师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焚膏继晷的奋斗历史,回顾他为重医发展兀兀穷年的光辉历程,感佩之情,溢于言表。逝者已矣,精神永志。王鸣岐教授留下的精神之光已如火种般散落到每个重医人的心里,点燃希望、传承不息,激励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的重医人永葆赤诚和初心,勇做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功绩!



百年风雨 世纪华章

斯人已逝 风范长存

沉痛哀悼并深切缅怀王鸣岐教授

他为祖国医疗卫生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将长存人间 泽被后世!


人物名片



王鸣岐(1921.4.23— 2021.4.27),浙江镇海人,中共党员,我国著名呼吸病学专家。194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六年制医学本科,后进入上医附属华山医院,历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助教、讲师。1958年西迁参与重医及其附属医院建设,创建了重医附一院肺科专科,成为西部地区最早的呼吸内科专业;1963年调任重医附二院副院长,带领医院建立并改革各项规章制度,顺利完成了从非教学医院到教学医院的转化;1980年至1983年调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1991年从重医附一院退休。


参编《实用内科学》(1952年版)、《内科理论与实践》(1982年版)、《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第1-4版)等医学专著10本;担任《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肺病学分卷)副主编,《实用肺脏病学》执行主编。曾任《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编委、副总编辑、顾问;参与创办《四川医学》并任副主编;长期任《重庆医学》编委;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70余篇。2008年获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杰出贡献奖;2009年被授予中华医学会专家会员。






鸣谢:本文图片来自于王鸣岐教授家人及重医附一院提供;本文内容来源自公众号「重庆医科大学」,部分文字综合整理自以下著作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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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倾尽心血为苍生——记呼吸内科创始人王鸣岐教授》,许大立,2017年

[2]《烽火中的上医》,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

[3]《溯江而上,一路高歌》,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

[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志》(1957-2017),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

[5]《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宽仁医院)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

[5]《重庆医科大学校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


* 策划:(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编辑:宗华月;视频监制:陈朝琴 宗华月 韩可





本文完

排版: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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