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慢性咳嗽是呼吸专科门诊和社区门诊的常见主诉，对患者的生活、工作以及学习产生极大影响。近年来，慢性咳嗽的研究已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本文综述了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发表的慢性咳嗽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与评估及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

慢性咳嗽是呼吸专科门诊中常见的症状之一。因诊断不明或长期未得到有效治疗，对患者的生活、工作以及学习产生极大影响。近年来，有关慢性咳嗽临床诊疗及发病机制的研究已成为国际上一个研究热点。我们对 PubMed、Clinical Trials、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最近一年发表的慢性咳嗽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搜索，时间为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本文综述了该时间段国内外在慢性咳嗽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主要研究进展。

一、流行病学

近年来，随着咳嗽相关指南的推广，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咳嗽持续≥8周”的指南一致定义，显著提升了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基于中国NHWS的最新结果显示，我国成人慢性咳嗽的12个月患病率为4.1%，终生患病率达7.0%，与其他国家NHWS调查结果相近^［1］。来自10个国家/地区的NHWS综合分析显示：慢性咳嗽的时点患病率为0.7%~2.9%，12个月患病率为4.1%~6.3%，终生患病率为6.2%~9.2%^［1］。在欧洲，葡萄牙EpiCOUGH研究基于指南标准对2 309名社区居民调查（应答率31.7%），慢性咳嗽患病率为7.23%^［2］。这些基于统一定义的方法学一致的研究提示，不同地区的患病率更加集中，既往文献报道的地区差异可能部分被高估。澳大利亚研究沿用传统定义（过去1年咳嗽≥3个月），对3 608名1961年出生队列在53岁时随访，患病率为10%，其中46.4%属于不明原因慢性咳嗽（UCC）^［3］。此外，一项基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及西班牙的欧洲多国调查显示，难治性慢性咳嗽/不明原因慢性咳嗽（RCC/UCC）占所有慢性咳嗽患者的27.9%^［4］。

慢性咳嗽的危险因素呈多样性和区域差异性。EpiCOUGH研究发现，高龄（OR=1.03，95%CI：1.02~1.05）、离异/丧偶（OR=1.52，95%CI：1.10~2.11）、当前吸烟（OR=2.12，95%CI：1.45~3.09）、肥胖（OR=1.93，95%CI：1.27~2.93）、哮喘病史（OR=1.84，95%CI：1.16~2.93）、长期粉尘暴露（OR=1.78，95%CI：1.22~2.59）及饲养宠物（OR=1.40，95%CI：1.01~1.94）均为显著相关因素^［2］。韩国KNHANES研究提示，咀嚼困难虽效应量不大，但因较为常见，可能作为提示慢性咳嗽风险的潜在信号（OR=1.137，95%CI：1.134~1.140）^［5］。Rotterdam队列发现慢性咳嗽与慢性瘙痒密切相关（OR=1.46，95%CI：1.10~1.92），提示二者或存在共同机制^［6］。美国NHANES数据进一步指出，镉^{［7, 8］}（血镉：OR=3.17，95%CI：2.08~4.83，尿镉：OR=2.83，95%CI：1.60~4.99）、PFAS^［9］（OR=1.19，95%CI：1.02~1.38）等环境暴露可能增加慢性咳嗽风险。职业暴露研究亦显示，芳香族溶剂（OR=1.15，95%CI：1.02~1.29）、生物粉尘（OR=1.06，95%CI：1.02~1.10）、除草剂（OR=1.09，95%CI：1.00~1.77）等与不同类型的咳嗽表现相关^［10］。在特定表型方面，澳大利亚研究发现RCC/UCC患者更常合并肥胖（OR=1.6，95%CI：1.2~2.3）、抑郁（OR=1.4，95%CI：1.0~2.1）、高血压（OR=1.7，95%CI：1.2~2.4），并出现轻度肺功能下降（系数：-1.2%，95%CI：-2，3，-0.1），提示慢性咳嗽还与代谢、心血管及心理健康密切关联^［3］。Gnaensky等^［11］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无鼻后滴流是区分UCC与病因明确慢性咳嗽的重要特征（OR=4.8，95%CI：1.6~15.3），且UCC患者通常具有高BMI、女性、较高教育水平、吸烟史、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病）及对环境刺激更敏感的特点，有助于提高临床识别效率。此外，药物也是常被忽视的咳嗽重要诱因。基于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的分析显示，共有1 951种药物与“咳嗽”不良反应相关，涉及247 158例患者，其中抗肿瘤及免疫调节剂、呼吸系统药物以及心血管药物报告最为频繁^［12］。

慢性咳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日常活动受限、睡眠障碍、焦虑和抑郁等问题广泛存在，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明显低于普通人群。中国 NHWS 数据显示，慢性咳嗽患者共病负担更高［CCI：慢性咳嗽组0.56（0.94）比非慢性咳嗽组0.37（0.79）；P<0.001］，工作效率与日常功能受损更为突出［缺勤率：慢性咳嗽组为10.47（15.25），非慢性咳嗽组为4.77（12.34）；带病工作率：慢性咳嗽组为36.70（27.22），非慢性咳嗽组为21.27（25.92）、总体工作受损程度：慢性咳嗽组为40.87（28.83），非慢性咳嗽组为23.33（27.28）；与工作无关的日常活动受损程度：慢性咳嗽组为34.89（26.04），非慢性咳嗽组为21.36（24.88）；均P<0.001］^［1］。北欧大规模人群队列显示，咳嗽相关嗓音问题常见（干咳者：30%，湿咳者：51%，无咳嗽者：17%），不仅降低主观健康感知，也可能提示潜在喉部敏感性改变^［13］。在医疗资源使用方面，慢性咳嗽患者门诊就诊、检查及相关医疗服务需求均明显增加，尤以 RCC/UCC 患者最为突出^{［14, 15］}。美国数据库显示，症状持续≥3年患者的年均医疗费用显著高于症状缓解者（51 700美元比36 500美元）^［15］。德国16家呼吸科诊所调查显示，诊断延迟普遍存在，部分患者从起病到RCC/UCC确诊耗时超过2年^［16］。法国研究同样提示，RCC患者在药物治疗和辅助手段上的支出更高（5 159欧元比3 878欧元）^［14］。中国NHWS数据也显示慢性咳嗽与全因医疗资源使用显著增加相关（急诊就诊：慢性咳嗽组38.6%比非慢性咳嗽组15.7%；住院：慢性咳嗽组26.7%比非慢性咳嗽组9.0%；专科医疗服务：慢性咳嗽组80.6%比非慢性咳嗽组46.4%；非专科医疗服务：慢性咳嗽组53.3%比非慢性咳嗽组27.2%，均P<0.001）^［1］。目前ICD-10诊断编码尚缺乏RCC/UCC的内容。韩国慢性咳嗽登记显示，80.4%RCC患者使用R05“咳嗽”代码，但敏感性仅25.8%，编码数量与咳嗽严重程度及生活质量损害呈正相关，提示仅靠现有ICD-10代码可能低估RCC患病率及医疗资源消耗，亟需专门登记系统或发展独立的诊断编码^［17］。总体来看，慢性咳嗽不仅患病率高，对患者身心健康和医疗系统造成持续而显著的负担，且诊断延迟与管理不足普遍存在，凸显出早期识别、规范评估及针对性干预的必要性。

二、发病机制

（一）外周机制

咳嗽高敏感性是慢性咳嗽的核心特征之一。气道炎症是诱发咳嗽高敏感性最常见原因，Deng等^［18］发现感染后咳嗽患者的气道炎症以IFN-γ⁺T淋巴细胞活化及相关炎性介质水平升高为特征，包括IFN-γ、TNF-α、IFN-α、IFN-β和白细胞介素-10等，可能为感染后咳嗽高敏感性的重要机制。Yu等^［19］通过豚鼠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EB）模型发现，参与咳嗽高敏感性的效应细胞可能是肥大细胞，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嗜酸粒细胞。代谢组学结果表明咳嗽变异性哮喘（CVA）患者治疗后痰液代谢产物出现变化，且与治疗效果密切相关，提示线粒体能量代谢紊乱和氧化还原稳态失衡可能是CVA发病机制之一^［20］。

气道内分布着多种咳嗽感受器，包括TRP家族、钠离子通道、P2X3等，感受器的异常激活可导致咳嗽传入冲动增强，进而促进咳嗽反射。Zhu等^［21］发现，在豚鼠咳嗽高敏模型中的PAR2、PKCα与TRPA1在气道神经纤维及迷走神经节同步高表达，PAR2通过PKCα磷酸化调控TRPA1膜表达，形成“PAR2-PKC-TRPA1”正反馈环路，进一步促进了外周咳嗽高敏；TRP通道另一亚型TRPV4可促使气道内源性ATP释放，进而激活P2X3受体，增强感觉传入神经活性，促使咳嗽敏感性增高^［22］。新近发现存在于气道黏膜上皮中Tuft细胞，通过苦味受体将信号经TRPM5受体转化为电活动，通过CALHM1/3通道释放ATP激活迷走神经P2X3受体，形成“上皮-神经”突触通路，而靶向激活Tuft细胞可诱发小鼠咳嗽样反射，而CALHM3缺失则完全阻断该反射，提示Tuft细胞-ATP-P2X3轴可能是咳嗽高敏综合征外周敏化的重要结构基础^［23］。此外，选择性NaV1.7抑制剂PF-05089771也被证实在过敏性鼻炎豚鼠模型种，可显著抑制辣椒素诱发的咳嗽反应^［24］。既往研究证实结核分枝杆菌的糖脂磺醇脂-1（SL-1）能够激活神经元并引发咳嗽，更进一步的研究提示酚类糖脂（PGL）可激活小鼠和人类的痛觉神经元，并诱导咳嗽。与SL-1一起，PGL能够有效地触发神经元的激活，主要刺激细胞外ATP快速释放，从而激活P2X3受体^［25］。

（二）中枢机制

咳嗽的中枢调控机制复杂，不同类型的脑区、神经递质和环路参与其中。

目前，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已揭示了人类部分脑区调控咳嗽的机制。Moe等^［26］在健康受试者中发现安慰剂可通过抑制脑干（特别是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对辣椒素诱发的咳嗽冲动，从而缓解咳嗽高敏感性，表明在安慰剂条件下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神经回路，控制脑干水平咳嗽的感觉处理过程。

利用神经科学技术探究咳嗽调控的细胞和环路机制是当前的研究热点。脑干水平的多个核团参与了咳嗽中枢高敏机制的调节，采用反复柠檬酸雾化刺激可构建小鼠咳嗽高敏模型^［27］，基于动物模型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咳嗽相关神经环路的组成。PM2.5暴露是咳嗽高敏感性的重要机制，而诱导脑内小胶质细胞的激活及诱导的氧化应激反应可加重咳嗽中枢高敏^［28］。臂旁核在痛觉等感觉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Lin等^［29］发现外侧臂旁核中的GABA能和谷氨酸能神经元通过中脑水平的抑制或激活机制参与咳嗽敏感性和协调咳嗽疼痛，对于理解痛觉与咳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孤束核是位于延髓调节咳嗽的关键核团，最新发现孤束核中表达前啡肽（Pdyn+）神经元对辣椒素诱导的咳嗽反射至关重要，Pdyn+神经元的激活引发了类似咳嗽样反射的效应，而参与其中的主要是尾侧腹侧呼吸组的谷氨酸能通路。这些结果表明，Pdyn+NTS神经元作为迷走神经进入脑干的关键神经元群，在小鼠中引发咳嗽样反射^［30］。三叉神经核是脑干重要核群之一，Xu等证实三叉神经尾侧脊髓核（SP5C）与咳嗽样反射密切相关，利用光遗传学刺激SP5C兴奋性神经元或至腹侧呼吸组的投射通路可在没有诱咳剂的情况下引发强烈的咳嗽样行为，揭示了一条新的控制着小鼠咳嗽样防御行为的神经通路^［31］。

三、诊断与评估

（一）常见病因的诊断与评估

1.胃食管反流性咳嗽：Yuan等^［32］开发了一种整合 Peptest™（测量唾液胃蛋白酶水平）与 胃食管反流病问卷评分的非侵入性机器学习模型，用以提高反流性咳嗽的识别能力。Li等^［33］发现PPI耐药组的反流后吞咽诱导蠕动波指数显著低于治疗有效组（33.89±7.38比39.45±9.47，P<0.001），近端夜间平均基线阻抗联合夜间平均基线阻抗对识别PPI难治性GERC具有中等程度的预测价值。此外，Krause等^［34］开发并验证了一项COuGH RefluX评分模型，包括咳嗽、超重/肥胖、咽部异物感、食管裂孔疝、反流以及男性，用于预测慢性喉部症状患者发生胃食管反流病的可能性。

2.影像学评估：影像学和生物标志物也是咳嗽诊断方面的重要指标。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尽管CVA患者中胸部CT所见的黏液栓的发生率低于典型哮喘［20%（22/109）］，但其严重程度与气道壁面积百分比（WA%）及小气道功能障碍呈正相关^［35］。Beck等^［36］在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韩国慢性咳嗽注册研究中发现，在成年慢性咳嗽（≥8 周）患者（包括难治性或不明原因慢性咳嗽）中，黏液栓的检出率高达31.7%，且其严重程度与FeNO升高及IgE水平呈正相关。但一项欧洲慢性咳嗽患者的注册研究发现，多数慢性咳嗽成人患者胸部CT可发现肺部异常，但仅约8.6%被研究者判定与咳嗽明确相关^［37］。

3. 其他评估：一项代谢组学研究首次揭示，CVA 患者在嘌呤、精氨酸、嘧啶代谢等通路中代谢物可能是鉴别CVA的潜在高价值生物标志物，与治疗反应相关，可能对疗效有预测作用^［20］。一项纳入921例患者的中医辩证研究中，成功构建了肺脾相关病机的量化预测模型，筛选出了11个对辨别慢性咳嗽肺脾相关病机具有显著影响的中医四诊信息变量^［38］。

（二）咳嗽的严重程度主观评估手段

在慢性咳嗽的临床评估中，目前的24 h咳嗽频率监测仪不能全面反映咳嗽的严重程度，主观评价工具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补充。

1.慢性咳嗽严重程度日记（SCCD）：评估eliapixant对RCC患者疗效的Ⅱb期试验中，通过锚定法首次确定了SCCD与严重度在RCC患者中有临床意义的改善阈值（分别为-0.82和-0.69），SCCD的咳嗽严重度和咳嗽频率条目作为测量咳嗽频率或严重度的、适用于RCC患者的报告结局指标，具有可靠性、效度和反应度^［39］。

2.麦克马斯特咳嗽严重度问卷（MCSQ）：Kum等开发了具有良好信效度的8条目MCSQ，包含两个维度（咳嗽强度与咳嗽频率），用于评估RCC患者主观咳嗽严重程度，能有效区分不同咳嗽严重程度^［40］。

3.NRS量表：数字评分量表（NRS）具有良好的效度和重测信度，其性能可与传统的VAS相当，支持其作为临床试验中更简便直观的症状测量工具^［41］。Pawsey等^［42］开发了一种新的简便的NRS量表（IPF CSS v2），用于评估IPF患者的咳嗽严重程度。

4.哮喘咳嗽问卷（cough questionnaire for asthma，CQA）：Guo等^［43］开发了CQA，用于评估咳嗽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验证研究显示出卓越的内部一致性和良好的重复性，并与其他问卷表现出良好相关性。

5.患者整体印象变化（PGIC）：一项3期临床试验（COUGH-1/-2）的事后分析显示，PGIC与特异性咳嗽患者报告结局（PROs）的应答结果高度一致，而PGIC在临床实践中更易解读^［44］。

上述主观评估工具的差别及其在临床研究与实践中如何进行选择，与咳嗽频率的关系等，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6.LCQ：LCQ在 RCC/UCC患者中的内容效度得到了验证^［45］。该问卷已被翻译为瑞典版（LCQ-S）^［46］、巴西葡萄牙语版（LCQ-Br）^［47］并完成其跨文化适应与验证工作。Koo等^［48］还开发 LCQ 的简化版本——快速咳嗽问卷（RCQ），由3个条目构成：身体领域的“疲劳感”（LCQ3）、心理领域的“感到厌烦”（LCQ13）以及社会领域的“因咳嗽让伴侣/家人/朋友感到困扰”（LCQ19）。LCQ与RCQ的相关性极高，这点与中国学者之前制定的咳嗽评估测试（CET）有类似之处^［49］。

（三）咳嗽客观评估手段

24 h咳嗽频率监测仍然是目前咳嗽新药研究中客观评估咳嗽严重程度的重要手段^{［50, 51, 52］}。24 h咳嗽频率常常存在偏态分布和过度离散的特征，Kum等^［53］利用一项在30例RCC患者中评估美泊利单抗疗效的临床试验数据进行事后分析，比较了处理咳嗽频率数据时负二项分布混合线性模型与对数转换数据的线性模型的表现，发现后者在小型试验中能提供更精确的估计。然而，两种统计方法并未改变该试验中治疗效应的最终结论。除了客观咳嗽频率以外，咳嗽发作时的强度也是与客观频率互补的量化信息。有研究结果发现利用Strados装置测量的咳嗽发作时的强度可作为咳嗽频率之外的新型客观指标，其揭示的慢性咳嗽患者在咳嗽发作时强度显著增强的特征，为评估咳嗽负担提供了新维度^［54］。近年来，开发可穿戴设备搭载AI算法进行咳嗽全自动、连续监测是研究热点。国外一项多中心临床研究招募23名参与者进行了一共546 h的咳嗽声音监测，发现Hyfe设备以高灵敏度、低误报率以及与人工咳嗽技术极高的相关性准确反映了咳嗽情况，体现出该设备长时间客观评估咳嗽的潜力^［55］。除Hyfe以外，近期还有其他类型传感器的临床研究聚焦于实现咳嗽频率（半）自动化客观监测，如Strados装置、SIVA装置以及深度学习AI算法（ACCA、CoughCheckTM），ACCA自动识别慢性咳嗽患者咳嗽次数的灵敏度高达98%，CoughCheckTM算法的平均准确度亦有94.3% ^{［56, 57, 58, 59］}。

（四）咳嗽敏感性问卷及咳嗽激发试验

咳嗽高敏感性是慢性咳嗽患者的一个重要临床和病理生理学特征，涉及多种感觉神经上的离子通道或受体。咳嗽激发试验是客观检测方法，但不同患者存在异质性，一种激发剂只能检测一种类型的咳嗽敏感性。2024年，Hirons 等^［60］制定了咳嗽高敏感性问卷（Cough Hyper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CHQ），在英国和韩国的慢性咳嗽患者队列中完成初步验证。与以往更侧重反流相关症状的 HARQ 或聚焦咽喉咳嗽高敏性的 NLHQ 相比，CHQ 通过咳嗽诱发因素与咽喉异常感觉两个维度来评价咳嗽高敏感性。随后一项韩国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哮喘性慢性咳嗽与难治性慢性咳嗽（Refractory chronic cough，RCC）患者的CHQ 评分相似^［61］。中国Feng 等^［62］研发了一种新的咳嗽高敏感性评估测试（Cough Hypersensitivity Assessment Test，CHAT）量表。该量表采用5点 Likert 评分（0~4），共18个条目，包含环境触发因素、日常生活触发因素和咽喉异常感觉三个维度，总分范围0~72。CHAT 展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重测信度、结构效度及反应性，是全面衡量咳嗽高敏感性的最新工具，可以作为咳嗽激发试验的重要补充。

RCC患者常表现为喉咙不适与咳嗽冲动（urge-to-cough，UTC），可以通过咳嗽激发试验诱发。一项纳入RCC、IPF、慢阻肺病、哮喘患者和健康志愿者的随机交叉咳嗽激发试验研究表明，RCC 患者对激发剂产生的UTC 反应最为强烈^［63］，进一步支持其咳嗽感觉通路的高敏状态。King等^［64］ 采用低渗盐水（经由 TRPV4-ATP-P2X3 通路发挥作用）进行咳嗽激发试验，发现该方法能够清晰区分 RCC 患者与健康对照，同时提示 IPF、哮喘及慢阻肺病部分患者亦存在对该刺激的敏感性，而健康人群通常不出现明显咳嗽反应。Neuschlova等^［65］ 通过辣椒素咳嗽激发试验评估哮喘患者的咳嗽反射敏感性，结果表明其C2与C5阈浓度显著低于健康对照，提示气道传入神经反应性增强。另一项纳入25名受试者的研究比较了“分心”与“非分心”状态下的辣椒素激发反应，结果显示，无论在健康对照还是RCC患者中，咳嗽频率与咳嗽感剂量-反应曲线的斜率均未出现显著差异^［66］，提示注意力状态对咳嗽反射的调制作用有限。

四、治疗

（一）药物治疗

1.P2X3受体拮抗剂：近年来P2X3受体拮抗剂治疗RCC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Gefapixant是最早开发的P2X3受体拮抗剂，已完成Ⅲ期临床研究并在多国上市用于RCC治疗。近期一项多中心真实世界研究，证实了其快速有效且持续的止咳作用，51.1%的RCC患者得到了临床显著改善，然而，停药人群中48.7%的患者因味觉障碍而停药^［67］。一项研究对象为成年女性RCC压力性尿失禁患者（CSUI）的IIIb期、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显示Gefapixant 45 mg每日两次是第一种与安慰剂相比在减少CSUI发作方面有效的药物（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9222649/）。Camlipixant 是当前最受关注的P2X3受体拮抗剂，Smith 等今年先后公布了Ⅱa（RELIEF）和Ⅱb期（SOOTHE）临床研究结果，RELIEF 研究（https：//pubmed.ncbi.nlm.nih.gov/40043304/）结果显示在每小时咳嗽≥20次的患者（占80%）及≥32.4次/h（占50%）的咳嗽患者中，所有测试剂量均较安慰剂组呈现显著改善；SOOTHE 研究结果^［50］表明安慰剂组、12.5 mg、50 mg和200 mg组分别有35.7%、51.7%、60.7%和61.5%的患者较基线改善约30%，并且味觉改变的发生率仅为4.8%~6.5%，目前正在进行Ⅲ期临床研究。另外，Sivopixant和Eliapixant已停止进一步开发，Filapixant 暂无进一步研究报道。一项基于剂量反应模型的网络荟萃分析表明^［68］，Gefapixant治疗有效率最高，但不良反应率和停药率最高；相对来说Camlipixant获益-风险最平衡。

2.μ-阿片受体激动剂：吗啡是一种选择性μ-阿片受体激动剂，既往临床研究数据表明，RCC患者的主观咳嗽症状在小剂量吗啡的治疗下能明显改善^［69］。另有研究表明，吗啡对于合并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慢性咳嗽患者也有止咳作用^［70］。近期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纳入了143例慢性呼吸困难患者，虽然在研究终点未能证明吗啡对于呼吸困难改善有益，但在次要终点中发现吗啡治疗组的咳嗽严重程度评分较安慰剂组明显下降^［71］。该研究为吗啡治疗慢性咳嗽的临床应用提供了一定的证据。目前欧洲呼吸病学指南推荐低剂量吗啡用于治疗成人RCC患者^［72］。但由于吗啡具有成瘾性以及可能带来的中枢不良反应，其临床应用仍需谨慎。

3.抗焦虑/抑郁药：慢性咳嗽的机制涉及外周和中枢神经通路，咳嗽反射的高敏感性与突触间隙神经递质数量或活性的改变相关，如GABA、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等^［73］。以往研究发现三环类抗抑郁药阿米替林以及5-HT再摄取抑制剂帕罗西汀具有一定的镇咳效果^{［74, 75］}，但上述药物的确切疗效及安全性仍缺少高质量循证证据支持。氟哌噻吨美利曲辛是一种由氟哌噻吨和美利曲辛组成的复方制剂，其中美利曲辛是一种5-HT和NE再摄取抑制剂，氟哌噻吨是一种多巴胺受体拮抗剂。既往观察性研究表明该药物对RCC治疗有效^［76］。近期的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表明^［77］，氟哌噻吨美利曲辛2周治疗可有效缓解65.3%的RCC患者的咳嗽症状（安慰剂为32.0%）。值得注意的是，该药物治疗前后患者咳嗽改善的同时，焦虑和抑郁问卷评分并无显著变化，提示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的镇咳效应可能并非通过改善情绪状态介导，而更可能与其对咳嗽中枢高敏感性的调控有关。

4.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potassium-competitive acid blocker，P-CAB）是一种新型抑酸药，相较于质子泵抑制剂（PPI）具有更强的抑酸作用，并且具有起效快、疗效时间长等优势。既往研究显示，与PPI相比，P-CAB在缓解咳嗽症状方面具有相当的疗效，在改善典型反流症状方面更具优势^［78］；对于PPI治疗效果不佳的GERC患者，更换P-CAB可能有效^［79］，目前推荐作为GERC患者抑酸治疗的一线用药。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研究结果表明^［78］，治疗8周后，P-CAB与PPI治疗组LCQ评分、咳嗽严重程度NRS评分以及胃食管反流病问卷RDQ评分改善程度相近。然而目前P-CAB在GERC人群中研究数据较少，后续需要更大样本量的前瞻性研究评估长期疗效和获益情况。

5.神经调节剂：普瑞巴林治疗肺癌慢性咳嗽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显示对肺癌患者的咳嗽无明显抑制作用，全身癌症导向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手段^［80］。

（二）非药物治疗

1.咳嗽行为抑制疗法：目前慢性咳嗽的治疗方法多局限于药物治疗，尤其针对RCC患者的治疗选择极为有限。咳嗽行为抑制疗法（behavioral cough suppression therapy，BCST）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措施，结合了多种干预方法，如语言教育、心理支持和技能培训等。一项系统性综述表明，BCST能够改善咳嗽症状并提升RCC患者的生活质量^［81］。然而对于多数患者而言，获得专业治疗师接受BCST标准治疗途径仍然有限。Kear等^［82］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研究，通过远程视频会谈等虚拟技术手段对40例RCC患者进行远程BCST治疗，结果显示4周治疗后咳嗽VAS评分和LCQ显著改善。该研究为慢性咳嗽的非药物治疗提供了更加经济、便利的治疗手段。

2.喉上神经阻滞：神经源性慢性咳嗽是一种排除性诊断，其发病机制可能涉及喉上神经内支的高敏感性，目前其定义以及机制等方面尚不完整^［83］。喉上神经阻滞是一种治疗选择，由长效皮质类固醇和局部麻醉剂1∶1混合后，注射在SLN内支进入甲状腺舌骨膜的入口处，既往有个案或小样本的回顾性研究报道^{［84, 85］}，最新的一项前瞻性研究^［86］纳入122例RCC患者，结果显示初次治疗后两周，63.1%的患者治疗后咳嗽症状改善，53.7%的初始治疗有效的患者在6~9个月的随访过程中咳嗽症状持续缓解。确切疗效需进一步探索。

五、总结与展望

与2024年相比，针对慢性咳嗽各个方面的研究在2025年取得了更多的进展。基于指南定义的慢性咳嗽流行病学调查及RCC/UCC的疾病负担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咳嗽的外周神经调控机制报道了多个炎症介质、代谢物、靶点与通路的作用，中枢机制方面关于递质、核团、脑区在咳嗽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也有新的进展，对未来新药的开发具有启发意义；咳嗽诊断与评估方面，不仅在咳嗽严重程度和咳嗽敏感性的主观评估方面有多个新的问卷和工具，客观的咳嗽严重程度评估得益于AI技术应用也有新的进展，对咳嗽严重程度及咳嗽敏感性的评估更为全面；针对RCC/UCC的治疗研究方面，除了P2X3受体拮抗剂外，其他靶点药物及非药物治疗的研究亦为慢性咳嗽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

参考文献（略）

作者：谢佳星 徐镶怀 余莉 江梅 陈哲 赖克方；第一作者单位：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通信作者：赖克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 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

引用本文：谢佳星, 徐镶怀, 余莉, 等. 慢性咳嗽年度进展2025[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6, 49(4): 434-442.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51217-00801.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原链接戳：【年度综述】慢性咳嗽年度进展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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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

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