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联合国大会召开第四次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高级别会议，通过了《非传染性疾病防控和促进心理健康与福祉的政治宣言》（以下简称《政治宣言》）。这是继2011年、2014年和2018年之后，联合国第四次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层面，专门就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问题作出系统性政治承诺。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发布《政治宣言》

吸烟为致病之首恶，是公认的慢性呼吸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共性危险因素”。正因如此，本次《政治宣言》在延续既有方向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可干预风险因素、防控优先顺序以及政策工具的现实可行性。其中，“tobacco（烟草）”分别在第12、13条风险因素条款、第41条全球行动目标条款，以及第43、44、46条具体政策条款中累计出现16次。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全球治理绕不开的“硬问题”

长期以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往往被视为医疗体系内部需要解决的专业问题，但这一认知正在不断完善。从全球范围看，心血管疾病、癌症、慢阻肺病、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多数国家居民主要死亡原因和疾病负担来源，其影响持续时间长、覆盖人群广、治理难度大，远超传统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模式。

更为关键的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并不只消耗医疗资源，还深刻影响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支出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旦防控不力，相关支出会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攀升，对公共财政和社会运行形成结构性压力。

与此同时，全球健康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和环境暴露发生转变，使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在不同人群和不同国家中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分布特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通过政治宣言的形式，明确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视为一项需要长期投入、系统推进的治理任务，而非阶段性行动。这不仅意味着继续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也意味着必须更加重视风险因素控制、健康环境营造和政策工具运用等前端环节。

控烟：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从全球范围看，吸烟是当前最重要、最具可干预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吸烟被证实与多种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密切相关，是导致过早死亡和疾病负担的重要危险因素。同时，烟草的危害不仅作用于使用者本人，还通过二手烟暴露影响家庭成员和公共环境，使非吸烟人群同样承担健康风险。此外，烟草使用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并不均衡，往往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和健康资源可及性密切相关，进一步加剧健康不平等。

正因如此，控烟问题早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必须优先应对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如何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最大健康收益，控烟始终被视为最具政策杠杆效应和现实可行性的切入点之一。

联合国政治宣言新信号：控烟被置于可预防危险因素之首

在本次《政治宣言》中，烟草使用被明确列为首位可预防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素。这一排序本身，已经传递出清晰的政策信号：在当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框架下，烟草问题被视为最具干预价值、最具现实紧迫性的风险因素之一。

烟草问题在《政治宣言》中列为首位可预防的危险因素

翻译

第12条：同时认识到，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可干预危险因素包括烟草使用、有害使用酒精、不健康饮食、身体活动不足以及空气污染。这些危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其防控需要采取跨部门的综合行动。

第13条：对以下全球形势表示关切：（a）全球约有13亿烟草使用者，每年因烟草相关原因导致的死亡超过700万例，其中包括约160万因暴露于二手烟而死亡的非吸烟者……

将烟草问题置于首位，并非源于单一健康视角，而是基于长期证据积累和政策实践形成的综合判断。从疾病负担看，烟草使用与主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高度相关；从影响范围看，烟草危害不仅作用于使用者本人，还通过二手烟等形式波及家庭成员和公共环境，具有明显的社会外溢效应。

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危险因素相比，烟草问题在政策层面具备更加成熟、可验证的干预路径。无论是通过立法和监管限制暴露环境，还是通过税收和价格机制调节消费行为，抑或是通过戒烟服务和健康支持降低使用水平，相关工具在全球范围内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政策组合，且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中均具有可复制性。这也是政治宣言将其明确置于可预防风险因素首位的重要现实考量。

 《政治宣言》提出的控烟措施

翻译

第43条：考虑根据各国国情，引入或提高烟草税和酒精税，以支持健康目标的实现。

第44条：鼓励在国家层面，并在适当情况下在区域层面，通过立法、监管、政策和行动：

（a）通过以下措施显著降低烟草和尼古丁使用：（i）在所有烟草和尼古丁产品包装上实施健康警示；（ii）限制烟草和尼古丁产品的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包括在适当情况下的跨境活动；（iii）在室内和室外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中，全面减少二手烟暴露；（iv）推广安全、循证的戒烟项目；

（b）在适当情况下，对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和电子非尼古丁传送系统、加热烟草制品及尼古丁传送产品实施监管；

（c）在不受烟草行业干预的前提下，加快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其《消除烟草制品非法贸易议定书》的落实进程。

《政治宣言》对烟草问题的突出强调，反映的是一种以“可干预性”和“治理效率”为导向的政策逻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优先聚焦那些证据最充分、政策工具最成熟、社会收益最明确的领域，通过制度性安排持续降低人群健康风险。这种方式，标志着控烟已从单纯的健康倡导议题，进一步上升为现代政治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政治宣言》并未将烟草问题孤立化处理，而是始终将其放置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整体防控和健康促进的框架之中，与不健康饮食、缺乏身体活动、心理健康和环境因素等共同构成综合风险治理体系。这也提示，控烟并非“单点突破”，而是系统推进健康优先发展理念的重要一环。

中国实践：从政策承诺到系统行动的现实路径

在全球层面，自《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及配套的 MPOWER政策实施以来，全球控烟取得显著进展：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61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75%以上）受到至少一项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控烟政策保护，实施至少一项达到最佳实践水平的控烟措施的国家数量由2007年的44个增加至2024年的155个；与2007年相比，全球烟草使用率下降三分之一，累计避免了数以千万计的过早死亡。

在全球控烟政治共识不断强化的背景下，中国逐步将控烟相关要求写入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共卫生政策文件，公共场所无烟环境建设不断推进，对未成年人烟草保护持续强化，特别是王辰院士任专家组组长，组织全国多领域专家编写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对吸烟、二手烟暴露和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进行了系统阐述，引导公众认识到“吸烟为致病之首恶，控烟为防病之首善”。

与此同时，我国已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戒烟诊治网络，推进精准戒烟和在线戒烟等服务模式，倡导“戒烟：医者先行”“吸烟者健康维护”等理念，不断提升戒烟服务的可及性、连续性和规范性。在公共卫生实践中，控烟被纳入慢性病防控和健康促进的整体框架，通过多部门协同推进，降低人群烟草暴露水平。

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支撑下，地方控烟工作以取得了显著成果。以北京为例，2025年，北京市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为19.2%，自2015年实施《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以来累计下降4.2%，共避免了近50万人因急性心肌梗死、慢性阻塞性肺病和儿童哮喘的住院风险。同时，控烟为北京带来的综合经济收益达1257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北京GDP总量的0.23%。香港的控烟工作亦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实证证据。研究显示，2020年香港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4.9岁，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基于对1979—2016年间约2.6亿例死亡数据的系统分析发现，低吸烟率是香港预期寿命领先的关键因素之一，控烟措施对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50.0%和34.8%。

未来：从政治共识走向长期行动

总体来看，本次《政治宣言》在总结既有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控的优先方向和治理逻辑。烟草问题被列为首位可预防危险因素，既反映了科学证据的充分积累，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对政策可行性和治理效率的理性考量。

对我国而言，这一国际政治共识与“健康优先、预防为主”的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如何在整体慢病防控的框架下，稳步推进控烟相关工作，将是下一阶段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作者：刘朝、肖丹

* 文章仅供医疗卫生相关从业者阅读参考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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