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布丨间质性肺疾病相关呼吸生理测定与评估专家共识（2026版）-头条-呼吸界

最新发布丨间质性肺疾病相关呼吸生理测定与评估专家共识（2026版）

来源: 呼吸界 4 天前

摘要

间质性肺疾病（ILD）作为一类复杂的异质性疾病，其临床表现多样、病理生理机制复杂，一直是呼吸系统疾病诊治的难点之一。呼吸生理相关检测虽不是ILD确诊所必需，但在判断ILD严重程度、预后和疗效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如何开展ILD相关生理检查及其临床意义尚缺乏相关共识文件。为此，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与呼吸生理学组（筹）参考国内外新近研究进展、共识指南和临床实践经验制定本共识。本共识围绕常规肺功能、心肺运动试验、脉冲振荡技术、6分钟步行试验和复合生理指标等内容展开，针对这些相关技术如何辅助ILD临床诊治和慢病管理给出了推荐意见，以期为规范和提高ILD的综合诊治能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

肺疾病，间质性；心肺运动试验；肺功能；脉冲振荡；6分钟步行试验；复合生理指标

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作为一类复杂的异质性疾病，目前其诊断评估过程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呼吸生理测定和病理学检查等。其中呼吸生理测定在ILD的诊断评估中占据重要地位，如FVC、D_LCO的显著下降是ILD病情进展的关键指标，对ILD诊疗具有重要意义。

本共识详细阐述了ILD的呼吸生理测定与评估方法。常规肺功能中的FVC和D_LCO被用作监测病情和评估预后的关键指标。FVC%pred绝对值下降≥5%，D_LCO%pred绝对值下降≥10%提示疾病进展。心肺运动试验（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CPET）中峰值摄氧量（peak oxygen uptake，Peak VO₂）、二氧化碳通气当量（ventilatory equivalent for carbon dioxide，VE/VCO₂）等参数可预测ILD患者肺移植或死亡风险。6分钟步行试验（six minutes walk test，6MWT）中的常用指标包括6分钟步行距离（six minutes walk distance，6MWD）、心率恢复和运动中经皮动脉血氧饱和度（percutaneous arterial oxygen saturation，SpO₂）变化等，被用于评估ILD的严重程度和预后。脉冲振荡技术（impulse oscillometry system，IOS）中呼吸系统阻力、电抗等指标，为ILD的严重程度评估提供辅助信息。最后，共识还介绍了复合生理指标如CPI模型和GAP模型，这些模型结合了多种生理参数，能够更准确地评估ILD的病情和预后。

本专家共识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与呼吸生理学组（筹）发起，邀请国内87位来自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心肺功能检测中心等科室具有丰富ILD诊治经验的专家共同参与，启动时间为2025年6月，定稿时间为2026年5月。本共识的目标人群为ILD患者，共识使用者包括各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专科医生、肺功能等呼吸生理检测技术人员、风湿免疫科及全科临床医生、呼吸康复从业人员等ILD患者诊治与管理相关的医疗从业人员，同时可供临床教学和质控管理参考。共识制定小组基于临床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先后经过2轮会议讨论，将专家赞同率≥70%的确定为最终问题。问题确定后，在Medline（通过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等中英文数据库中，以“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Pulmonary function”“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mpulse oscillometry”“6-Minute Walk Distance Test”“Composite Physiologic Index”“间质性肺疾病”“肺功能”“心肺运动试验”“脉冲振荡”“6分钟步行试验”“复合生理指标”等为检索词，检索2025年6月之前发表的所有关于ILD相关呼吸生理测定与评估相关的文献。随后采用改良版德尔菲法，将德尔菲问卷和前期文献检索的证据综述通过邮件发送给专家组各位成员，专家组成员根据内容及临床实际效益风险比、成本和资源消耗等因素填写德尔菲问卷，形成最终推荐意见。对所有推荐意见进行投票，设置“同意”“中立”和“不同意”3个选项。根据专家投票（即选择“同意”的专家人数比例）统计专家共识度，其中获得≥90%同意率的意见作为强推荐，获得80%～89%同意率的意见作为中等推荐，获得70%～79%同意率的意见作为弱推荐。专家组总结德尔菲调查结果，就问题及推荐意见达成共识，最终形成本共识。本共识制定过程中严格执行全流程利益冲突管控机制，所有参与共识制定的专家均提前申报利益冲突，并限制高关联专家核心讨论及投票的权限。全体专家利益冲突声明随稿件一并提交编辑部独立归档，并在指南文末统一公示。后续将定期汇总领域最新研究证据，每3～5年完成共识内容更新，及时调整原有推荐意见。

1、ILD与静态肺功能指标

1.1 问题1：FVC和D_LCO在ILD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1 肺功能相关参数（例如FVC、D_LCO）虽不是诊断ILD的早期敏感指标，但对有症状的疑似者/具有ILD高危风险者，肺功能检查可作为筛查工具，以协助早期发现ILD。【强推荐】

ILD早期的生理学改变不具有特异性，早期ILD肺功能多无明显异常，随着病程进展，静息状态下可表现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和换气功能障碍，FVC、肺总量（total lung capacity，TLC）、功能残气量、残气量和（或）D_LCO降低^［¹^］。但这些并不是ILD早期诊断的敏感指标。

肺功能检查可作为疑似ILD患者的早期筛查工具^［²^］。对于呼吸困难、咳嗽患者，若伴有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则应进一步行胸部高分辨率CT（high resolution CT，HRCT）检查，以早期发现肺间质病变^［²^］。有研究发现，当系统性硬化症（systemic sclerosis，SSc）患者Scl-70自身抗体阳性时，尽管肺功能基本正常，也应考虑行胸部HRCT筛查SSc-ILD^［³^］。除了FVC，D_LCO也是提示ILD的重要指标^［^4-5^］。与FVC、TLC相比，D_LCO在ILD病程中下降得更早^［^6-9^］。

对于基层医院、社区门诊和体检中心等传统肺功能检查不可及的场所，便携式肺功能仪可提供弹性的解决方案。当FVC<健康人群低限或FVC%pred<80%、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₁）/FVC正常或升高时，可初步诊断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提示ILD的可能^［¹⁰^］。

1.2 问题2：FVC和D_LCO在ILD严重程度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2 FVC和D_LCO常用来评估ILD疾病严重程度。基线FVC评估ILD严重度时灵敏度不足，FVC的年下降率可辅助判断病情进展；基线D_LCO%pred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肺间质的受累程度和病情严重度。【中等推荐】

尽管FVC由于测量标准化^［¹¹^］常用作临床研究的终点指标，例如在多发性肌炎/皮肌炎相关ILD患者中发现CT磨玻璃影面积与FVC呈负相关，提示FVC可作为ILD病情严重程度的参考指标^［¹²^］，但也有研究提示其评估灵敏度和准确度不足，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不及D_LCO，仅能部分反映肺部病变的严重程度。因此，临床利用FVC进行ILD评估时需结合胸部CT病变范围、运动中血氧饱和度变化等指标，同时考虑年龄、吸烟史、合并症等因素的干扰，才能更精准地评估ILD病情严重程度^［^13-15^］。

一项对SSc-ILD的大型研究发现，D_LCO%pred可反映CT上肺纤维化程度，它或许是肺间质改变程度的非影像学替代指标^［¹⁵^］。另外，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rimary Sjögren syndrome，pSS）相关ILD的研究也显示D_LCO及TLC基线值与HRCT中磨玻璃影评分相关，可有效反映ILD（尤其是炎症浸润亚型）的病情严重程度，其水平与肺间质受累范围、气体交换功能损害程度直接相关^［¹⁶^］。综上，通气功能障碍可根据五分度法，即FVC%pred>70%，60%<FVC%pred≤70%，50%<FVC%pred≤60%，35%≤FVC%pred≤50%，FVC%pred<35%来判断轻度、中度、中重度、重度和极重度损害；而弥散功能可根据三分度法，即D_LCO%pred>60%、40%≤D_LCO%pred≤60%、D_LCO%pred<40%来判断轻度、中度和重度损害。另外，还需结合ILD亚型、其他肺功能参数（如TLC）和患者配合度综合解读，避免单一指标导致的评估偏差^［¹⁶^］。

1.3 问题3：FVC和D_LCO在ILD病情监测及疗效判断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3 FVC和D_LCO可作为诊断进展性肺纤维化（progressive pulmonary fibrosis，PPF）的生理学指标，具体包括：（1）既往1年内FVC%pred绝对值下降≥5%；（2）和（或）既往1年内D_LCO%pred绝对值下降≥10%。建议不同病因引起的ILD均需定期随访肺功能（一般3～6个月），并结合临床表现、CT影像来判断病情是否进展。【强推荐】

部分ILD患者病情进展迅速，有研究发现，约1/3的SSc患者在雷诺现象发生后3年内D_LCO%pred<50%^［¹⁷^］。一项关于SSc-ILD的临床研究显示亚组FVC的下降趋势在长期随访时间内基本一致^［¹⁸^］。在Ⅳ期肺结节病患者中，观察到FVC和D_LCO会随着疾病缓解或复发而升高或降低^［¹⁹^］。在特发性炎性肌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y-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IM-ILD）病程中，FVC%pred较基线值升高≥10%且D_LCO%pred升高≥15%，考虑IIM-ILD改善；FVC%pred较基线值下降≥10%或D_LCO%pred下降≥15%，考虑IIM-ILD恶化^［²⁰^］。

抗纤维化药物治疗可以减缓PPF患者FVC和D_LCO的下降^［^21-23^］，但对FEV₁和TLC的变化影响不明显^［²⁴^］。不同病因的PPF治疗对FVC下降的影响也有不同，结缔组织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CTD）相关ILD、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nonspecif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NSIP）、纤维化性职业性肺病经抗纤维化药物治疗后，延缓FVC年下降率较佳，但不同病因PPF在抗纤维化治疗后FVC下降速率的变化可能存在差异，仍需进一步前瞻性、大样本研究验证^［²⁵^］。

1.4 问题4：FVC和D_LCO在ILD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4 低基线FVC、低基线D_LCO或1年内FVC%pred下降≥10%，结合其他临床指标综合评估时，可作为ILD，尤其是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fibrotic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fILD）的死亡预测指标。【强推荐】

很多ILD相关的研究，如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26-28^］、类风湿性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ILD^［^29-31^］、SSc-ILD^［^32-33^］、慢性过敏性肺炎^［^34-35^］和特发性NSIP^［³⁶^］，都证明低基线FVC是ILD，尤其是fILD的死亡预测指标。FVC%pred下降≥10%更是公认的ILD死亡预测指标^［²⁷^，³⁰^，³⁵^，³⁷^］，尤其是6个月内下降的IPF患者预后更差^［³⁸^］。

尽管D_LCO测量重复性和特异性都不高，低基线D_LCO仍是ILD的死亡预测指标^［⁶^，^26-27^，³³^，^39-55^］，且D_LCO%pred降低程度与RA-ILD预后之间的关联比FVC更密切。基线D_LCO较高的RA-ILD患者预后较好^［⁵⁶^］，基线D_LCO%pred>35%的IPF患者3年生存率更高^［²^］，吸烟史、高龄（>70岁）、低D_LCO（D_LCO%pred<40%）预示着SSc-ILD患者的高死亡率^［²⁴^］。

研究发现，FVC联合影像学评估SSc-ILD预后的效果要优于单独使用HRCT或肺功能来评估^［³⁵^］。有学者提出可以联合FVC与D_LCO对SSc-ILD预后进行研究^［³²^，^57-58^］。

1.5 问题5：FVC和D_LCO在ILD康复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5 ILD患者确诊后，应尽早进行肺康复治疗；基线FVC和D_LCO水平相对较好的患者从肺康复治疗中获益更多。肺康复治疗后建议定期进行FVC和D_LCO等肺功能参数的随访复查。【强推荐】

在ILD患者肺康复的相关研究中，FVC、FEV₁、D_LCO常作为主要或次要研究指标，或据此分层研究，来探索肺康复后它们与运动耐受、生活能力和肌肉力量等方面变化的关系。多项研究探讨了FVC与肺康复后运动能力提高的相关性^［^59-61^］，发现IPF患者肺康复后6MWD改善与较好的基线FVC有关，提示病程越轻，IPF患者越容易从肺康复治疗中获益^［⁵⁹^，^61-63^］。同时，ILD患者的6MWD在肺康复后6个月，甚至12个月仍能持续改进，也与相对好的基线肺功能有关^［⁶¹^，⁶⁴^］。在不同程度肺功能受损的ILD患者中，不论FVC和D_LCO水平高低，肺康复都能让患者受益，提示轻度至中度肺功能损伤的ILD患者都应尽早进行肺康复治疗^［⁶⁰^，^65-68^］。

2、ILD与CPET

CPET可以综合评价心血管、呼吸系统和肌肉代谢等系统的主要功能。由于CPET中各个检测参数能够敏感并且特异地识别早期呼吸循环系统疾病，国内外已将CPET检测技术应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疗效评估、手术风险评估和心肺康复方案制定等领域。在ILD中，CPET不仅可以辅助诊断、病情评估、制定个体化康复运动处方、评估治疗反应及疗效，还可以预测ILD患者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

2.1 问题6：CPET在ILD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6 ILD的CPET改变不具备特异性，CPET不作为ILD的确诊手段，但可提供肺功能损害程度的客观依据，可作为ILD诊断评估的辅助工具，建议ILD患者在初诊、病情变化和肺康复前进行CPET检查。【强推荐】

ILD患者的运动能力降低，表现为Peak VO₂和峰值功率（peak work rate，Peak WR）降低^［^69-71^］，肺顺应性降低，呼吸肌弹性负荷增加，使潮气量增幅限制在最大通气量的50%～60%以下，导致患者出现浅快呼吸、过度通气和峰值运动时呼吸储备降低^［^72-75^］。ILD患者因肺间质纤维化、肺实质和间质炎症细胞浸润、肺毛细血管床闭塞和肺血管重塑等多种原因造成换气功能受损、弥散功能障碍，导致运动过程中低氧血症。患者通气血流比例不匹配，引起气体交换效率受损，表现为生理无效腔比潮气量（V_D/V_T）和VE/VCO₂升高^［^76-81^］。由于低氧血症、骨骼肌功能障碍和（或）心血管限制等综合因素，ILD患者在CPET期间提早出现劳力性呼吸困难，并且有更明显的腿部不适感觉^［⁸²^］。CPET对ILD患者的通气、心血管、骨骼肌和感觉反应的监测显示出与健康人群不同的模式，有助于临床医生辅助诊断。

2.2 问题7：CPET在ILD病情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7 CPET在ILD患者疾病严重程度、合并症和治疗效果的评价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气体交换效率参数预测ILD患者是否合并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具有重要价值；运动耐量、气体交换效率等参数可用来评价ILD患者的药物或非药物治疗效果。【强推荐】

CPET是在静态肺功能检查基础上完成的症状限制性极限运动临床检查方法，以Peak VO₂气体交换为核心指标，是人体心肺代谢整体功能状态的唯一客观定量临床评估“金标准”检测方法。以下将分别阐述CPET在疾病严重度评估、合并症评估和疗效评估中的临床应用。

2.2.1 疾病严重程度评估

目前应用CPET对ILD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评估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肺结节病领域。随着疾病的进展，肺结节病会出现肺间质改变。美国一项包括39例经活检证实的结节病患者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在运动过程中PaO₂和肺泡-动脉氧分压差（alveolar-arteri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difference，P_A-aO₂）的变化与结节病分期相关，结节病0期和1期PaO₂、P_A-aO₂变化较小，PaO₂从89.3 mmHg（1 mmHg＝0.133 kPa）下降至84.5 mmHg，P_A-aO₂由20.8 mmHg上升至39.8 mmHg，而2期和3期患者PaO₂由80.1 mmHg下降至56.3 mmHg，P_A-aO₂由30.8 mmHg上升至66.8 mmHg，变化更显著^［⁸³^］。KALLIANOS等^［⁸⁴^］在一项对83例结节病患者进行的单中心前瞻性研究中发现，无氧阈时的VE/VCO₂（VE/VCO₂ at anaerobic threshold，VE/VCO₂@AT）从1期组到4期组逐渐升高。Magrì等^［⁸⁵^］发现结节病患者VE/VCO₂斜率与静息弥散功能（即D_LCO）呈负相关（r＝-0.85，P<0.001），与静息和峰值运动之间的SaO₂变化呈正相关（r＝0.68，P<0.001）。Miller等^［⁸⁶^］的研究显示，D_LCO降低的结节病患者VE/VCO₂@AT异常升高（>34）。然而，研究未能发现疾病分期与Peak VO₂、VE/VCO₂@AT、Peak VE/VCO₂之间的相关性^［⁸³^，^86-88^］。一种解释是结节病可能累及肺以外的其他器官，影响运动过程中的通气反应。

2.2.2 合并症评估

心血管疾病是ILD患者常见的并发症^［⁸²^］，例如PH、肺源性心脏病等。CPET参数Peak VO₂、VE/VCO₂、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artial pressure of end-tidal carbon dioxide，Pet CO₂）可评估ILD患者是否合并PH，其中VE/VCO₂指标在评估ILD患者是否合并PH方面有较大的应用价值。Boutou等^［⁸⁹^］对81例IPF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肺动脉收缩压与Peak VO₂、无氧阈（anaerobic threshold，AT）、峰值氧脉搏、Pet CO₂@AT有相关性，其中与VE/VCO₂@AT相关性最强（r＝0.61，P<0.001），是唯一独立预测IPF患者中PH存在的CPET参数。Gläser等^［⁹⁰^］的一项研究发现VE/VCO₂斜率在IPF患者预测PH时的曲线下面积最大（0.938），最佳截断值为152.4，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7.2%和88.4%。

2.2.3 治疗效果评估

研究发现在评估ILD患者药物或非药物治疗效果方面，CPET的运动耐量、气体交换效率等指标有一定的应用价值。Blanco 等^［⁹¹^］的一项研究应用CPET评估IPF患者吸入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后血流动力学及气体交换效率的改变，发现静息时吸入NO，患者血流动力学指标平均肺动脉压和肺血管阻力降低；在运动过程中，吸入NO引起的平均肺动脉压下降更显著，而气体交换效率无明显改变。加拿大的一项前瞻性研究评估高浓度吸氧对ILD患者运动耐力和劳力性呼吸困难的改善情况，提出运动中予以60%的高浓度吸氧，受试者呼吸困难和腿部不适的Borg评分均显著降低，为ILD患者高浓度氧疗的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提供了依据^［⁹²^］。Tonelli等^［⁶⁰^］对ILD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康复训练后，患者的运动时间、Peak WR增加，并且反映运动时呼吸困难和腿部不适的Borg评分均下降，可量化评估患者的康复效果。

2.3 问题8：CPET在ILD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8 CPET参数可以精准预测ILD患者整体功能受限的严重程度是否符合肺移植或者心肺联合移植选择标准，客观定量地评价各种药物和移植治疗的临床效果，预测近期死亡的发生率，以及客观定量地反映未来肺功能和整体功能状态下降的趋势。【强推荐】

在2个接受肺移植的重度ILD患者队列中发现，术前Peak VO₂与1年死亡率呈负相关，每增加1 ml·kg^-1·min^-1的VO₂可将死亡率/移植风险降低9%^［^93-94^］。一项关于IPF的研究报道，Peak VO₂阈值范围<8.3 ml·kg^-1·min^-1，患者死亡风险升高了2.24倍^［⁹⁵^］。另一项IPF人群的研究发现Peak VO₂阈值为14.2 ml·kg^-1·min^-1与死亡风险升高相关，每增加1个单位的Peak VO₂，死亡率降低32%^［⁹⁶^］。以色列的一项研究发现Peak VO₂≤13.8 ml·kg^-1·min^-1是IPF患者一个重要的死亡预测因子，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和61%^［⁹⁷^］。

研究发现VE/VCO₂@AT也是影响IPF患者生存的不良预测指标，VE/VCO₂@AT>45与3年死亡率降低独立相关^［⁹⁸^］。即使在对ILD的疾病严重程度进行校正后，仍发现与VE/VCO₂@AT>45的患者相比，VE/VCO₂@AT≤45的IPF患者生存时间更长［（81.3±14.1）个月比（21.0±4.9）个月］^［⁹⁹^］。

King等^［¹⁰⁰^］的一项研究发现峰值运动时的PaO₂是预测IPF患者生存的临床-影像-生理多模态综合评分中唯一包含的CPET参数，经加权后，其在最终模型中占最大评分的10.5%。在ILD晚期并接受肺移植的人群中，CPET期间的低氧被认为是肺移植或死亡的预测指标，当峰值运动时的SpO₂降至86%以下时，死亡或肺移植风险增加2倍^［⁹³^］。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无负荷运动过程中，SpO₂<95%预测ILD患者死亡率的灵敏度为86%（95%CI：42%～100%），特异度为89%（95%CI：65%～99%）^［⁹⁴^］。在两项评估结节病的研究中，运动期间的P_A-aO₂升高与需要长期（>1年）免疫抑制治疗独立相关；P_A-aO₂≥22 mmHg和呼吸储备≤40%是肺功能下降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5年后，结节病患者FVC%pred和D_LCO%pred明显下降^［^101-102^］。这些数据表明，CPET可用于预测结节病患者未来肺功能下降趋势。

从以上数据可见CPET无论在终末期ILD患者接受肺移植，还是自然病程死亡率的预测上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CPET在ILD真实世界临床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验证CPET在预测ILD预后中的价值。

2.4 问题9：CPET在ILD肺康复中的指导价值是什么？

共识9 CPET可对ILD康复方案制定提供强有力的依据，特别是制定个体化上肢和下肢精准运动训练强度、频率等，同时还可以客观定量地评价ILD患者康复训练的效果。【强推荐】

CPET的Peak WR、Peak VO₂等参数和反映最大运动时呼吸困难、腿部疲劳的Borg评分等基线信息，可量化受试者的心肺功能和运动能力。运动过程中的血压、血氧饱和度及心电图等生命体征参数可预测运动风险。应用CPET可在保障康复训练安全性的同时制定个体化的最佳运动处方。

运动处方包含运动模式、持续时间、运动强度、运动频率等部分。运动强度是运动处方的核心组成成分，合理增加运动强度会带来健康和体适能益处的积极剂量效应，低于最低强度阈值的运动将无法充分获得生理指标的有效改善，最佳运动强度的制定目标是在控制运动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运动强度。通过CPET直接测得运动中的生理指标是确定运动强度的首选方法，可制定个体化安全有效的运动强度。运动强度的制定可根据AT法（相当于Peak VO₂的50%～70%）、目标心率法（基础心率增加20～30次/min）、心率储备法［靶心率＝（峰值心率－静息心率）×靶强度＋静息心率，一般靶强度为40%～70%］、峰值心率法［峰值心率（220－年龄）的65%～75%］或Borg评分法来制定，其中AT法是确定最佳运动强度的最佳方法^［^103-104^］。康复训练后可以继续应用CPET检测运动耐量和心肺功能，评估康复效果。

3、ILD与IOS

IOS是一种基于强迫振荡原理对脉冲振荡下的静息呼吸波进行频谱分析的技术^［^105-106^］。IOS的特点主要包括：（1）无需患者用力呼吸，因此常规肺功能检测禁忌的气胸、活动性咯血和主动脉血管瘤等患者也可安全进行；（2）IOS仅要求患者自主平稳呼吸，可用于儿童、高龄、听力障碍等不容易配合的患者；（3）IOS对于早期气道病变的灵敏度更高；（4）IOS操作简单，结果准确，重复性好，变异率低^［^107-108^］。虽然具有以上诸多优点，但目前IOS指标缺乏公认和统一的参考阈值是局限其广泛应用的最主要因素^［^105-106^］。部分研究和ERS共识推荐采用z值作为参考值^［^108-109^］。

3.1 问题10：IOS指标是否能用于ILD的诊断？

共识10 IOS指标不是诊断ILD的敏感和特异性指标。ILD的气道阻力一般正常或轻度异常。ILD晚期或合并气道疾病患者，气道阻力可明显异常。【强推荐】

呼吸系统阻力主要包括黏性阻力、弹性阻力和惯性阻力。R主要指气体流经气道时气体分子间，以及气体分子与呼吸道管壁之间的摩擦阻力，与气体的流量、密度和管道半径相关。弹性阻力指肺和胸廓在外力作用下变形时所产生的对抗变形的力，主要来源于肺组织和胸廓本身弹性回缩力，以及肺泡表面张力产生的回缩力，因此弹性阻力与肺容积、肺表面活性物质、弹性纤维/胶原纤维有关。惯性阻力指气流在流动、变速、变向时的惯性所产生的力。因此，在振荡频率分析中，弹性成分与惯性成分对呼吸系统电抗的贡献方向相反。

大部分ILD患者的常规肺功能主要表现为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5 Hz时的呼吸阻抗（Z5）、5 Hz时的阻力（R5）、20 Hz时的阻力（R20）、5 Hz和20 Hz时阻力的差值（R5－R20）、5 Hz时的电抗（X5）、共振频率（resonant frequency，Fres）、阻力-频率（R-f）曲线、电抗-频率（X-f）曲线和电抗面积（AX）等作为ILD的主要IOS检测指标^［¹⁰⁵^，¹⁰⁸^］。Z5是黏性阻力、弹性阻力和惯性阻力的向量之和，反映总呼吸阻抗；R5主要反映总气道阻力；R20主要反映中央气道阻力；R5－R20反映外周气道阻力；X5反映外周弹性阻力；R-f曲线反映不同振荡频率时的阻力水平；X-f曲线反映不同振荡频率时的电抗水平。传统认为ILD与气道阻力无明显关联，但是有研究显示部分ILD患者外周气道阻力增加，导致Z5、R5、R5－R20轻度升高，尤其是在TLC%pred<50%的患者中更明显，推测可能与ILD的严重程度相关^［¹⁰⁸^，¹¹⁰^］。日本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与健康者相比，ILD患者R5、R20、R5－R20和Fres均升高，X5降低，且X5和Fres与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EV₁%pred等指标存在显著相关性^［¹¹¹^］。综上所述，ILD时气道阻力的主要表现包括：Z5、R5、R5－R20轻度升高或正常；R20一般正常；R-f曲线较为平坦，与正常人差异不大。但晚期ILD患者或合并气道疾病者，气道阻力可出现明显异常。

3.2 问题11：IOS中的阻抗和电抗是否能用于ILD的辅助评估？

共识11 ILD患者肺间质纤维化和肺表面活性物质减少，导致呼吸系统弹性阻力增大、顺应性下降，表现为X5负值增大，Fres增高，X-f曲线向右下方移动，AX增大。因IOS具有检测时无需用力呼气和主动配合的优势，建议在不能配合肺功能检查或不愿多次随访肺功能的ILD患者中常规开展。【强推荐】

X5主要反映呼吸系统总的弹性阻力，X5一般为负值，负值越大表示弹性阻力越大。AX定义为5 Hz 到Fres之间的X-f曲线与水平0轴所围成的面积，可反映低频电抗异常程度。ILD因肺间质增生或纤维化，肺质地僵硬，顺应性降低，弹性阻力增大，因此出现X5负值增大，AX增大。Cheng等^［¹¹²^］的一项回顾性研究将RA患者根据HRCT结果分为HRCT正常组与HRCT异常组，结果显示与HRCT正常组相比，HRCT异常组患者Fres、AX升高，X5下降（即X5负值增大），X-f曲线表现为向右下方向移动，即AX面积增大^［¹⁰⁵^，¹⁰⁸^，^112-113^］。

综上所述，大部分ILD最主要的IOS特征表现为气道阻力轻度升高或基本正常，肺电抗绝对值明显升高（表1）^［¹⁰⁵^，^113-114^］。推荐IOS用于ILD病情严重程度及药物疗效评估^［^115-116^］。同时，对于ILD而言，推荐IOS的结果应结合胸部HRCT和常规肺功能结果进行综合分析^［¹¹⁷^］。另外，适合国人的正常参考值仍需要进一步确定与统一。

4、ILD与6MWT

6MWT是评估患者活动耐量的常用方法^［¹¹⁸^］，多用于肺部疾病、心血管疾病的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其检查结果受患者一般情况（包括精神状态、体力情况）、肌肉关节功能状态、努力程度等多因素影响。与CPET不同，6MWT不需要复杂的检查设备和专业技术，其操作简单、安全性良好，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和科学研究。为了获得可靠的检查结果，应遵循操作标准^［¹¹⁹^］规范实施6MWT。

4.1 问题12：6MWT在 ILD病情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12 6MWT中SpO₂降低是评估ILD严重程度的补充指标。6MWD与FVC%pred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与D_LCO%pred、最大摄氧量有良好的相关性，建议在初诊、病情变化、需评估药物疗效的ILD患者中常规开展。【强推荐】

6MWT中6MWD和Borg评分可用于评估ILD患者的肺功能受损情况及劳力性呼吸困难的严重程度。6MWD下降、活动后SpO₂降低均提示可能存在病情进展。对于ILD患者，6MWT中最低SpO₂<88%或6MWD在6个月内减少>50 m是列入肺移植等待名单的指征之一^［¹²⁰^］。

Khor等^［¹²¹^］开展的关于fILD的多中心前瞻性注册研究（2015—2020年）发现，IPF患者6MWD平均下降15 m/年，而在非IPF的fILD患者中，符合PPF标准者6MWD平均下降16 m/年，不符合PPF标准者6MWD平均增加6 m/年。

在IPF患者中，6MWD与多种其他反映肺功能的指标之间存在良好的相关性^［^122-123^］，包括呼吸困难评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呼吸困难问卷（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Shortness of Breath Questionnaire，UCSD-SOBQ）和圣乔治呼吸问卷（St George′s Respiratory Questionnaire，SGRQ）］、FVC%pred、D_LCO%pred、肺泡-动脉氧分压差等。此外，Eaton等^［¹²⁴^］开展的一项前瞻性临床队列研究结果表明，在IPF和NSIP患者中6MWD与最大摄氧量呈强相关（r＝0.78），且比最大摄氧量有更好的可重复性。

多个IPF药物的临床试验将6MWD作为研究终点之一。在一项吡非尼酮治疗IPF的Ⅲ期临床试验（ASCEND）中，6MWD作为次要研究终点与其他疗效判断指标的结果趋势一致^［^125-126^］。

4.2 问题13：6MWT在ILD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13 6MWT是在无CPET情况下的补充检查之一，6MWT中6MWD、心率恢复和SpO₂低于88%有助于辅助判断ILD的死亡风险。【强推荐】

干扰素γ-1b治疗IPF的Ⅲ期INSPIRE研究的事后分析^［¹²⁷^］表明，基线6MWD<250 m的患者死亡风险升高1.12倍，而24周后6MWD下降>50 m的患者死亡风险升高1.73倍。Mura等^［¹²⁸^］开展的一项前瞻性临床队列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新诊断IPF的患者，基线6MWD%pred≤72%的患者死亡风险升高2.27倍。

在IPF患者中，6MWT步行终止后1 min心率恢复≤13次/min的患者死亡风险升高4.2倍^［¹²⁹^］；6MWT中最低SpO₂<88%的患者死亡风险升高3.47倍^［¹³⁰^］。

4.3 问题14：6MWT在ILD康复指导中的应用价值是什么？

共识14 6MWT可用于指导ILD患者的康复，可以把6MWT中平均步行速度的80%设为运动处方中的运动强度。建议在稳定期患者、静息SpO₂≥88%或吸氧支持下实施肺康复。【强推荐】

CPET是指导康复处方的重要依据，但操作复杂，对患者的心肺功能、体力、配合等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在临床实践中难以被广泛应用。Nakazawa等^［¹³¹^］比较了11例ILD患者的CPET和6MWT的检查结果，建议把6MWT中平均步行速度的80%设为运动处方的目标，相当于CPET中Peak VO₂对应运动强度的60%以上。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运动储备能力较好、病情较轻的ILD患者，可能难以在6MWT中达到最大运动努力，可以使用递增往返步行试验，在检查中需要受试者按照指令逐渐增加步行速度直至受试者不能继续，从而评估最大运动努力^［¹¹⁹^］。对于基线病情较轻（FVC%pred较高、6MWT中SpO₂谷值较高）的IPF患者，可以通过肺康复获得更明显的6MWD提升；而对于非IPF的ILD患者，基线呼吸困难评分（慢性呼吸问卷）更高者在肺康复6个月后呼吸困难程度改善更明显^［⁵⁹^］。

5、ILD与复合生理指标

因ILD的异质性，临床上难以用单一的指标（如生物标志物、肺功能和CT影像等）对该类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进行精确评估。2003年以来，基于IPF队列开发的复合生理指标（如CPI模型和GAP模型等）有助于IPF病情评估，并可较准确预测1年、3年、5年病死率。

问题15：复合生理指标CPI模型、GAP模型在ILD评估中的作用是什么？

共识15 CPI模型和GAP模型包含了复合生理指标参数（FVC、FEV₁、D_LCO），在fILD（IPF、RA-ILD、SSc-ILD等）中可用于预后风险评估。ILD-GAP模型是在GAP基础上对不同病因的ILD进行“赋分”后得到的调整分数，在非IPF慢性ILD患者中具有一定的长期预后风险分层参考价值。【中等推荐】

5.1 CPI模型

2003年Wells等^［¹³²^］将大量的肺功能参数与HRCT的病变范围进行统计分析，发现HRCT的肺纤维化程度评分与D_LCO%pred、FVC%pred、FEV₁%pred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通过多元回归拟合出CPI模型公式：CPI＝91－（0.65×D_LCO%pred）－（0.53×FVC%pred）＋（0.34×FEV₁%pred）。该公式中D_LCO%pred是主要变量，单因素分析显示D_LCO%pred是肺纤维化程度的最强关联因子。另外，公式还整合了FVC%pred和FEV₁%pred，且FEV₁%pred在该公式中被赋予了“负性权重”，通过FEV₁%pred可排除肺气肿对肺容积的干扰；一旦出现D_LCO%pred或FVC%pred降低，则可认为是肺纤维化，而不是肺气肿所致。

一项研究采用CPI模型区分IPF的严重程度，当CPI<51，认为纤维化程度较轻，此组患者对吡非尼酮疗效较好，故认为吡非尼酮适合用于病情较轻的IPF患者^［¹³³^］。蔡博等^［¹³⁴^］对200例IPF患者进行分析，其中CPI>41的患者占50.5%，CPI≤41的患者占49.5%，CPI模型预测IPF患者1年内死亡率、2年内死亡率、3年内死亡率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0.750、0.745、0.735；与GAP模型比较，CPI模型在总体死亡率、2年内死亡率、3年内死亡率的预测上明显优于GAP分期。

CPI模型的优势在于其评估肺纤维化程度的准确性和IPF患者预后方面均优于单个肺功能指标。CPI模型公式所需的肺功能参数容易获取，而且无需精准的放射学病损评估，因此，CPI模型的临床操作性较好。但由于CPI模型计算得到的是连续性变量，不易对患者进行分组，因此还需确定“阈值”来区分高风险患者。

5.2 GAP模型

2012年Ley等^［¹³⁵^］基于大型回顾性IPF队列，通过竞争风险回归模型，开发了有利于评估IPF疾病严重程度和病死率的预测工具，即GAP模型。该模型包括4个变量：性别（G）、年龄（A）和2个肺生理变量（P，FVC和D_LCO）。GAP指数为0～8分，0～3分、4～5分、6～8分对应的GAP分期为Ⅰ、Ⅱ、Ⅲ期。利用GAP指数对1、2、3年的预测累积死亡率和观察累积死亡率进行对比时发现，一致性指数在衍生队列和验证队列中分别为0.693和0.687。根据GAP指数确定了3个分期（GAP Ⅰ、Ⅱ、Ⅲ期），其对应的预测1年病死率分别为5.6%、16.2%和39.2%，一致性指数≥0.719。见表2、3。

GAP指数是一种简便且临床适用的IPF患者评分和分期系统，其推出以来在全球应用比较广泛，很多研究者利用GAP指数和GAP分期对IPF、CTD-ILD等疾病的预后进行评价。一项针对181例RA-ILD患者的研究发现，GAP模型可较好地评估死亡风险，且对RA-ILD来说普通型间质性肺炎、NSIP和机化性肺炎患者的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¹³⁶^］。针对IPF和CTD-ILD混合队列而言，若GAP指数>2分或明确为普通型间质性肺炎，则与总死亡率升高显著相关^［¹³⁷^］。在SSc-ILD患者中应用GAP模型和ILD-GAP模型进行对比，发现ILD-GAP模型低估了死亡率，而GAP模型在该队列中表现良好，为SSc-ILD提供了最佳预后信息^［¹³⁸^］。

5.3 ILD-GAP模型

长期以来，在非IPF慢性ILD患者中，判断疾病严重程度的指标阈值都是疾病特异性的，还没有一种指标适合所有的ILD人群。直到Ryerson等^［¹³⁹^］测试了GAP模型在慢性ILD中的性能，并提出了一种改良的GAP模型，即ILD-GAP模型。该研究包括307例IPF患者、281例CTD-ILD患者、206例慢性过敏性肺炎患者、173例无法分类的ILD患者和45例特发性NSIP患者。在原始GAP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对ILD类型的“赋分”，例如IPF、无法分类的ILD为0分，CTD-ILD为-2分，慢性过敏性肺炎为-2分。ILD-GAP分期与GAP分期略有不同，ILD-GAP指数总分0～1分、2～3分、4～5分、6～8分分别对应ILD-GAP的Ⅰ～Ⅳ期。ILD-GAP指数在所有ILD亚型的疾病严重程度上具有较好的校准能力；ILD-GAP指数在所有ILD亚型中的一致性指数保持为0.70。ILD-GAP模型可准确估计各种慢性ILD患者的病死率^［¹³⁹^］（表4、5）。

葡萄牙ILD中心对纤维化性过敏性肺炎队列进行了一项回顾性分析。该研究共纳入141例患者，随访期间死亡53例（37.6%），ILD-GAP指数总分>3分的患者死亡风险（HR＝6.48，95%CI：3.03～13.96）是2～3分患者（HR＝3.04，95%CI：1.62～5.71）的2倍，提示在调整了其他死亡风险因素后，ILD-GAP指数仍是纤维化性过敏性肺炎死亡率的良好预测因子^［¹⁴⁰^］。

5.4 基于GAP模型的其他改良

GAP模型与生物标志物的结合有助于提高ILD患者预后的预测能力。英国6家医学中心对999例IPF患者随访了约3.7年，发现基线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与IPF患者预后相关，若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2.9，则在患者的GAP指数总分基础上＋1，形成GAP stage-PLUS模型，该模型可提高对IPF预后的预测能力^［¹⁴¹^］。有研究将外周血单核细胞百分比纳入ILD-GAP模型构建ILD-GAPM模型，单核细胞百分比>8.5%为外周血单核细胞升高的阈值，高单核细胞比例组患者预后较差，提示ILD-GAPM模型可能比ILD-GAP模型更准确地预测ILD患者预后^［¹⁴²^］。

GAP模型主要包含呼吸生理参数，若与放射学指标结合后形成复合指标，可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研究发现通过影像组学将IIM-ILD患者的CT损伤程度进行评分，称为“Rad-score”，该评分预测6个月病死率的准确性高于传统视觉评分和ILD-GAP评分^［^143-144^］。采用深度学习神经网络法对IPF患者的胸部CT进行评分，称为CTS，可分为Ⅰ、Ⅱ、Ⅲ期。同时纳入临床指标评分（如性别、年龄、肺功能等5个指标），称为PF评分，分为a、b、c 3组。二者构成的CTPF模型预测1年、2年和3年死亡风险的AUC分别为0.786、0.778和0.734。CTPF模型预测病死率的准确度高于GAP模型^［¹⁴⁵^］。

GAP6模型指在GAP模型基础上，引入6MWT中最低SpO₂：>90%，0分；80%～90%，1分；<80%，3分。GAP6分期较GAP分期稍有不同，GAP6指数总分0～3分、4～6分、7～9分对应的GAP6分期为Ⅰ、Ⅱ、Ⅲ期。在966例IPF患者对比分析中发现，GAP6模型在预测死亡率的准确性方面优于GAP模型（AUC_GAP比AUC_GAP6：0.646比0.671，P<0.002），提示在GAP模型基础上增加6MWT中的最低SpO₂指标，可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¹⁴⁶^］。

5.5 临床常用的几种预测模型的比较

5.5.1 ILD-GAP模型与列线图的比较

Sun等^［¹⁴⁷^］共纳入675例中国CTD-ILD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50个月，其中158例患者死亡，死亡率23.4%。该研究开发的预测列线图共确定了9个变量：年龄、RA、D_LCO、右心室直径、右心房面积、蜂窝肺、免疫抑制剂、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白蛋白。列线图对死亡风险的预测效能优于ILD-GAP模型，提示ILD-GAP模型可能不完全适用于中国CTD-ILD患者。

5.5.2 GAP模型与ILD-GAP模型的比较

Mango等^［¹³⁸^］利用美国梅奥诊所的179例SSc-ILD队列，对比了GAP、ILD-GAP、SADL（吸烟史、年龄和肺弥散功能）模型的预后评价能力，结果提示ILD-GAP模型低估了死亡率，SADL模型低估了某些亚组的死亡率，GAP模型在该队列中表现良好，可为SSc-ILD提供了最佳预后信息。

5.5.3CPI模型与GAP模型

韩国ILD研究组采用ATS/ERS标准，共入组832例IPF患者，对比了CPI和GAP模型的差异，结果显示2种模型对IPF患者死亡风险均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均P<0.001）。在该研究中，CPI模型预测1年、2年和3年死亡率的AUC均高于GAP模型。尽管CPI和GAP分期均可有效预测IPF结局，但二者的AUC均仅为0.61～0.65，提示二者的临床预测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¹⁴⁸^］。

本共识不仅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套系统化、标准化的操作指南，还致力于促进ILD诊疗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精准化。通过明确测定原则、统一评估标准、规范结果解读，将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有效性，优化病情评估体系，为ILD患者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未来应继续探索新的呼吸生理测定方法和技术，提高评估的准确性和敏感性，以推动ILD诊疗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编写专家组名单

顾问：李惠萍、蔡后荣、徐作军、孙铁英、孙兴国、刘锦铭、王惠妩

专家组组长：宋元林、代华平、郑劲平、张晓菊

执笔专家：陈智鸿、李丽、黄慧、郭健、朱涛

咨询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蔡后荣（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蔡珊（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曹洁（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曹孟淑（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陈芳（浙江省中医院）、陈亚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陈智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代华平（中日友好医院）、戴然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戴元荣（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董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段开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费建文（烟台市烟台山医院）、盖晓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高习文（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高怡（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龚颖（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郭健（上海市肺科医院）、郭梦菲（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韩茜（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韩秀迪（青岛市立医院）、郝玉秋（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和平（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洪群英（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胡冰竹（江汉大学附属医院）、黄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黄慧（北京协和医院）、贾斌（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姜文瑞（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焦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李海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李惠萍（上海市肺科医院）、李飞（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丽（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李梅华（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李星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吴淞医院）、李勇（中日友好医院）、梁斌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锦铭（上海市肺科医院）、逯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罗凤鸣（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罗群（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罗萨（中日友好医院）、苗丽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庞敏（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彭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秦岭（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阙呈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任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任雁宏（中日友好医院）、申慧（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沈瑶（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宋元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孙贝贝（河南省人民医院）、孙健（山东省立医院）、孙培莉（江苏省人民医院）、孙铁英（北京医院）、孙兴国（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所鸿（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唐昊（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得翔（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王惠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王蒨（上海市静安区闸北中心医院）、王洵（江南大学附属医院）、夏金根（中日友好医院）、熊维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许俊（复旦大学上海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徐作军（北京协和医院）、薛丽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杨丹蕾（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杨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阳甜（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杨卫江（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姚一楠（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余莉（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于娜（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固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张惠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张晓菊（河南省人民医院）、张旭华（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张云凤（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张云辉（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赵桂华（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劲平（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周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朱涛（四川省遂宁市中心医院）

（参考文献略）

作者：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与呼吸生理学组（筹）；通信作者:宋元林，Email:song.yuanlin@zs-hospital.sh.cn；陈智鸿，Email:chenzhihong@xinhuamed.com.cn；代华平，Email:daihuaping@ccmu.edu.cn

引用本文：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功能与呼吸生理学组（筹）.间质性肺疾病相关呼吸生理测定与评估专家共识（2026版）[J].国际呼吸杂志,2026,46(8):653-670.DOI:10.3760/cma.j.cn131368-20260513-00268.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国际呼吸杂志”

* 文章仅供医疗卫生相关从业者阅读参考

本文完

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