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其在临床表型和内型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给诊治带来巨大挑战，而近年越来越多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为哮喘诊治管理能力提升带来了新的希望。本文对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1月10日发表的关于哮喘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梳理，从发病机制、诊断、评估、治疗、管理以及特殊类型哮喘共六个维度对哮喘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进行年度综述，为临床医生的医疗实践带来循证医学参考，同时对今后哮喘精准诊疗体系的构建以及为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新视角。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典型临床表现是反复发作的喘息、气短、胸闷、咳嗽等症状，伴随可变的呼气气流，具有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重塑及气道黏液高分泌等病理生理特征。哮喘的临床表型和内型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且同一患者病程中也存在异质性波动，因此，哮喘的诊治仍存在巨大挑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哮喘领域涌现出诸多新发现与新进展，为实现精准诊疗及提升管理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本文对2024年10月1日至2025年11月10日发表的国内外关于哮喘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文献进行回顾，从发病机制、诊断、评估、治疗、管理以及特殊类型哮喘六个维度对哮喘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进行年度综述，以期为临床医生的医疗实践带来循证参考，为哮喘精准诊疗体系的构建以及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新的视角。

一、发病机制

（一）2型哮喘机制年度进展

在2型炎症相关哮喘的发病机制研究中，气道上皮细胞、免疫细胞及各类炎症介质构成了复杂的调控网络，而遗传学研究的进展也为个体化干预提供了新方向。气道上皮作为外界刺激的重要靶点，可启动固有及适应性免疫反应，并在维持肺稳态中发挥关键作用。Yuan等^［1］基于小鼠哮喘模型及体外细胞实验的研究显示，纤毛细胞可表达IL-17D，通过结合经典单核细胞表面的CD93受体、下调趋化因子受体 CCR6表达，抑制单核细胞向肺内募集及致病性肺泡巨噬细胞分化，从而改善过敏性炎症，这为探索人类过敏性哮喘的炎症调控机制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Bick等^［2］的研究通过小鼠哮喘模型结合哮喘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分析进一步发现，在多种炎症相关细胞因子中，IL-9主要介导2型固有淋巴细胞（ILC2）的增殖与活化，而IL-21则独立于IL-9对适应性免疫发挥特异性调控作用，可特异性驱动Th2细胞活化，导致外周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及血清总免疫球蛋白E（IgE）水平升高。联合阻断IL-9与IL-21能产生显著的协同抑制效应，有效减轻气道炎症。此外，一项基于人类临床样本以HDM-LPS诱导激素抵抗型哮喘小鼠模型的研究中证实凝集素家族蛋白Ficolin-2/A能够通过抑制ILC2的功能在过敏性哮喘中发挥保护作用；补体C5在重度哮喘的嗜酸性粒细胞性炎症中起到关键驱动作用^［3］；一项通过BDCA2-DTR转基因小鼠构建HDM诱导的过敏性哮喘模型证实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可通过表达胸腺肽β4，抑制C-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2（CCR2）依赖的单核细胞向肺部募集，从而减轻2型炎症反应^［4］。呼吸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失衡亦参与过敏性炎症进展，Lin等^［5］通过HDM诱导哮喘模型小鼠肺泡灌洗液分析发现，肺微生物群代谢物L-苹果酸可调节氧化应激并抑制铁死亡，从而减轻气道炎症。

在遗传学研究方面，Kristjansdottir等^［6］鉴定出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6（STAT6）基因罕见错义变异p.L406P，CD4⁺T细胞中该部分功能缺失变异可减弱IL-4诱导的CD4⁺T细胞中STAT6激活，导致血浆STAT6、IgE水平及外周嗜酸性粒细胞计数下降、并与哮喘症状相关。

（二）非2型哮喘机制年度进展

多条关键调控通路被证实与中性粒细胞型/混合粒细胞型哮喘的发病机制相关。一项基于小鼠屋尘螨致敏哮喘模型的研究^［7］表明，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及气道上皮细胞中STING信号通路激活可诱导小鼠肺组织炎症细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以及气道上皮细胞发生泛凋亡（混合性细胞死亡方式）、促进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形成，并触发混合Th1/Th2免疫反应，推动中性粒细胞性哮喘进展，但其作用尚需在人类研究中进一步证实。Sripada等^［8］的研究进一步证实，ILC2/STING/TNF-α信号轴的激活可消除DNA/核小体的抗炎作用，驱动链格孢属等过敏原诱导的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混合性气道炎症。肺成纤维细胞来源的干细胞因子则通过酪氨酸激酶受体（c-Kit）促进ILC3增殖及IL-17A分泌，加剧中性粒细胞性炎症，c-Kit抑制剂伊马替尼可缓解此类炎症与气道高反应性^［9］。

细胞内信号调控与代谢异常同样在非2型哮喘中发挥关键作用。Chen等^［10］和Kang等^［11］的研究表明，中性粒细胞型哮喘患者肺部巨噬细胞中过氧化物酶体代谢通路显著下调，β-氧化关键酶EHHADH表达降低；而SERPINB10可通过上调气道上皮细胞核因子-κB 和NLR家族pyrin结构域包含蛋白3（NLRP3）通路，促进IL-1β和IL-6表达，从而加剧中性粒细胞性炎症。Aili等^［12］基于脂质组学的研究发现，溶血磷脂酰甘油（LPG）18∶0可上调NAD⁺/SIRT1信号通路，导致关键转录因子FOXP3去乙酰化并损害调节性T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为非2型哮喘的诊断和免疫调节治疗提供新的潜在靶点。

（三）其他发病机制年度进展

近年来，哮喘机制研究不断拓展至神经-免疫调节、昼夜节律调控、代谢重塑与铁死亡等非典型炎症多元领域。Dragunas等^［13］在致死性哮喘患者气道中观察到感觉神经可塑性显著增强，表现为神经元标志物PGP9.5和神经肽CGRP阳性区域扩大；同时，神经元与肥大细胞之间频繁的物理接触可直接改变肥大细胞转录谱，提示其可能参与致死性急性发作的发生机制。迷走神经瞬时受体电位锚蛋白1（TRPA1）-肺神经内分泌细胞轴被证实与哮喘严重程度相关，干预该轴的细胞交互可减轻哮喘炎症反应^［14］。此外，Huang等^［15］通过临床样本分析揭示昼夜节律紊乱对哮喘控制的潜在影响，并进一步证实了生物钟核心组件BMAL1的缺失可通过DUSP4-p38MAPK通路调控糖皮质激素受体的磷酸化状态，导致糖皮质激素抵抗。铁死亡相关机制研究亦取得重要进展。Guo等^［16］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结合临床验证发现，TIMP1是哮喘气道上皮细胞中与铁死亡相关的关键基因；此外，αB-晶状体蛋白（Cryab）过表达可通过抑制支气管上皮细胞铁死亡在哮喘病理生理过程中发挥保护作用^［17］。

二、哮喘诊断年度进展

哮喘的诊断主要依靠可变的症状以及可变呼气气流的客观检查证据，但目前诊断方法仍存在诸多瓶颈，各类指南提出的哮喘诊断标准之间一致性仅为中等程度（Kappa 0.45~0.51）^［18］。因此，探索简便可及的多指标联合诊断策略及新型技术手段已成为研究热点。

Zeng等^［19］在涵盖哮喘、慢阻肺病及哮喘-慢阻肺病重叠综合征（ACO）共178例患者的研究中发现，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与肺泡一氧化氮在三组间呈现显著差异，结合性别、年龄、75%肺活量时最大呼气流量（MEF₇₅）及 FeNO₅₀等指标，可有效区分这三类慢性呼吸疾病。在鼻-肺关联方面，慢性鼻窦炎患者鼻黏膜或鼻息肉组织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对成人哮喘具有诊断价值，其最佳阈值为≥40个细胞/高倍视野^［20］。此外，Robinson等^［21］报道，动态数字放射成像（DDR）技术所衍生的测量值（吸气末与呼气末投影肺面积）与肺总量和残气量高度相关，提示DDR有望用于哮喘的早期识别。

数字化诊断工具的开发可能为未来哮喘诊断提供新的方向，其中人工智能技术已在哮喘诊断中展现出明确应用潜力。通过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设备集成的AI算法，可客观捕获咳嗽、喘息等症状的声音特征与呼吸模式，通过客观记录患者的居家症状表现及气流变化，实现对病情波动的实时监测，有效弥补传统诊室诊断中症状主观性强、气流波动捕捉不全面的短板。但其诊断效能仍需进一步临床研究验证^［22］。

三、哮喘评估年度进展

（一）肺功能检测在哮喘评估中的作用

近年来，小气道功能障碍（SAD）在哮喘风险分层与长期管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轻度、控制良好的哮喘患者中，存在SAD的患者急性发作率显著高于无SAD者（82.9%比15.4%；P<0.001），提示SAD是急性发作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23］。脉冲振荡肺功能（IOS）联合FeNO能够更有效地评估哮喘控制状态。Yang等^［24］的研究显示，IOS指标中以共振频率之间的电抗面积（AX）识别控制不佳哮喘的效能最高（AUC=0.71），联合FeNO后AUC进一步提升，且AX绝对值增高的患者控制不佳风险增加6.48倍。基于ATLANTIS研究的再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SAD在哮喘患者中普遍存在，其严重程度与未来急性发作风险密切相关^{［25, 26］}。整合肺功能、IOS和症状问卷的“ATLANTIS工具箱”可实现高精度的SAD检测（AUC=0.96）。

（二）哮喘症状的评估

症状评估是反映哮喘控制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常用量表包括哮喘控制问卷（ACQ）和哮喘控制测试（ACT）。Canonica等^［27］证实，在重度哮喘人群中，基线ACT和ACQ评分与能否达到症状控制、无急性发作、停用口服糖皮质激素显著相关（P=0.003和0.027）。另外，Rudin等^［28］的研究表明，尽管通过手机应用程序对哮喘症状、肺功能及诱发因素等进行持续监测并未能整体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但在特定亚组（如年轻人、自我管理能力较差或病情控制不佳者）中，该干预显示出潜在获益，提示数字化管理工具在精准化随访中的应用前景。

（三）哮喘2型炎症生物标志物的评估

明确哮喘的表型与内型是精准诊疗的基础。ORACLE2研究^［29］显示，随着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及FeNO的升高，哮喘未来急性发作风险显著增加，支持依据这两项经典2型炎症指标进行临床风险分层。QUEST研究^［30］进一步指出，FeNO可用于识别肺功能进行性下降的高风险人群。另外，基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呼出气特征预测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的准确性优于FeNO^［31］，为无创评估2型气道炎症提供了新途径。

（四）影像学评估

虽然CT尚不能作为哮喘的标准诊断工具，但其在气道结构和肺实质改变的量化评估方面具有显著价值。Deng等^［32］基于C-BIOPRED队列的研究表明，定量CT指标（包括气道壁厚、气道腔径、肺容积与密度等）能够识别不同的哮喘影像学表型，而这些表型对应着差异化的潜在分子机制，提示影像-分子表型耦合是未来亚型化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动态数字放射成像等新技术及其衍生的吸气末与呼气末投影肺面积等测量值在哮喘评估中同样具有应用潜力^［21］，但在哮喘领域的规范化临床应用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与验证。

（五）哮喘急性发作的评估

传统哮喘严重程度评估在预测急性发作、医疗资源使用和疾病负担方面存在明显不足^［33］。利用基层医疗大数据，基于急性发作的严重程度、医疗资源使用情况及短效β₂受体激动剂使用频率构建的机器学习模型能有效预测1年内急性发作风险（AUC=0.75），较传统严重度分级更准确地反映疾病状态，并改善临床治愈预测能力，不过普适性需进一步验证^［34］。

此外，一项基于国际重度哮喘登记处（ISAR）2017—2021年数据的研究通过贝叶斯网络分析揭示了重度哮喘急性发作的两条关键预测路径^［35］。其中，大环内酯类药物与患者既往急性发作史相关联，可作为未来急性发作风险预测因子。同时，其与非T2型哮喘常见的气道微生物失调、中性粒细胞炎症相关，提示其在该亚型哮喘患者的风险评估中可能具有独特价值；而慢性鼻窦炎则通过影响下游预测因子（如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FeNO和FEV₁等）增加气道炎症与肺功能损伤，间接增加急性发作风险。

（六）共病的评估

多病共存是难治性哮喘的重要特征，显著影响疾病控制和预后。Ledford等多项研究^{［36, 37, 38］}显示，哮喘患者常同时患有上气道疾病（如慢性鼻窦炎）、胃食管反流病（GERD）、声带功能障碍、2型糖尿病及精神心理障碍。其中，哮喘与2型糖尿病的关联部分可归因于共同的家族遗传和环境因素。Gao等^［39］进一步提出，胰岛素抵抗稳态模型（HOMA-IR）可作为哮喘的一种可治疗特质，HOMA-IR水平升高（>3.80）与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比例上升、气道IL-5水平增高、急性发作以及住院/急诊就诊风险增加相关。

在重度哮喘患者中，肺外表型同样值得关注。呼吸功能障碍和抑郁症被认为是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肺外特征，其不仅会加重哮喘症状、降低生活质量，还与系统性炎症标志物升高独立相关^［40］。为系统量化共病负担，Kurukulaaratchy等^［41］开发了难治性哮喘共病评分（MiDAS），该评分涵盖7种常见合并症（鼻炎、GERD、呼吸模式紊乱、肥胖、支气管扩张症、非甾体抗炎药加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和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研究表明，MiDAS与哮喘控制不良、急性发作增加及生活质量下降显著相关，并已在多国队列中得到验证。而一项针对老年哮喘患者的聚类分析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四种共病模式，其中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的模式显著增加重症监护、机械通气以及急诊再就诊风险^［42］。

（七）数字健康技术与哮喘评估

数字健康技术为哮喘的日常管理和长期随访提供了新工具。远程监测系统可实时跟踪吸入器使用频率、症状变化及缓解药物的使用情况，为临床医师调整治疗方案提供依据。远程监测系统可提高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CS）依从性、减少缓解药物使用并改善哮喘控制^［43］，但其在减少急性发作和住院方面的证据仍不足。

数字生物标志物（如电子每日哮喘控制评分）通过连续采集患者症状和行为数据，可利用聚类分析识别不同控制模式，为实施动态、个体化调整提供依据^［44］。基于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的数字吸入器可显著改善患者药物依从性，短期效果尤其显著。在ACCEPTANCE研究中，干预组第2周依从性显著提高（OR=2.19，95%CI：1.63~2.95），且哮喘控制问卷（ACQ-5）评分在12个月内持续改善（1.31分比1.56分，P=0.005 6）^［45］。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表明，带有传感器并提供实时反馈的数字吸入器不仅能改善哮喘控制，还可减少高风险患者的严重急性发作^［46］。

此外，Rudin等^［28］的研究表明，尽管数字症状监测在总体人群中未改善生命质量，但其可识别具有潜在受益的亚群（如参与度较低或者哮喘控制不佳的患者），从而实现精准干预，并为基层初级保健中实施可持续症状管理提供了可行的模式。

四、哮喘治疗年度进展

（一）吸入激素治疗的年度进展

吸入药物治疗方案、给药时间及吸入装置的优化持续推动哮喘治疗效果的提升。对于轻度哮喘控制不佳的患者，按需使用抗炎缓解药物“沙丁胺醇-布地奈德”较单用沙丁胺醇可更有效降低严重急性发作风险^［47］。此外，Zhou等^［48］在新诊断轻度哮喘成人中比较初始4周ICS-福莫特罗的联合维持治疗与单用ICS的疗效，结果显示联合方案在改善哮喘控制评分、提升气道功能及降低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方面更具优势，支持其作为轻度哮喘初始治疗策略。

在药物给药时间方面，Wang等^［49］发现，在轻中度哮喘患者中，下午使用ICS可更有效抑制夜间肺功能下降及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提示给药时间可能成为提高ICS疗效的新切入点。另外，在吸入装置优化方面，针对中重度哮喘未控制患者，采用超细颗粒二丙酸倍氯米松/富马酸福莫特罗（BDP/FF）NEXThaler装置（100/6 μg）可在低吸气流速下增加药物在外周气道沉积率，显著改善哮喘控制、生活质量及肺功能^［50］。

在疗效预测方面，Busby等^［51］的一项为期1年的高剂量ICS-LABA治疗研究显示，治疗早期（1~3个月）FeNO下降幅度超过42%的患者可能已充分获益，可以暂缓生物靶向药物的治疗启动。另一项回顾性研究指出，若患者在ICS治疗1年内同时达到无急性发作、无口服激素使用、症状得到控制且肺功能稳定或改善，将有助于减缓肺功能下降并降低急性发作风险^［52］。此外，以基因特征指导吸入治疗的策略也显示出潜力。对两项随机对照试验（RCT）的荟萃分析^［53］显示，携带Arg16/ADRB2突变的儿童若提高ICS剂量或加用孟鲁司特，可降低哮喘急性发作风险。

（二）生物靶向药物年度进展

目前，抗IgE单克隆抗体、抗IL-4R单克隆抗体、抗IL-5/IL-5R单克隆抗体和抗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SLP）单克隆抗体等多种生物靶向药物已广泛应用于哮喘的临床治疗。近一年中，该领域在作用机制理解、对气道重塑的作用证据以及精准靶向策略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1.生物靶向药物作用机制的更新：Alvarado-Vazquez等^［54］在两个独立重度哮喘患者队列中发现，IL-5或IL-5R单克隆抗体治疗不仅降低血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同时显著减少肥大细胞祖细胞数量，提示其可能通过调控肥大细胞分化参与改善气道炎症。此外，Wirth等^［55］的研究指出，抗IL-5治疗可上调循环中的 ILC2、Th2和Tc2细胞数量，并降低其组织归巢受体的表达，从而减少炎症性2型淋巴细胞向气道聚集。这提示IL-5相关生物靶向药物可能同时影响嗜酸性粒细胞以外的炎症细胞。

在气道重塑方面，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的临床试验^［56］通过评估皮下注射抗IL-5单克隆抗体（每4周1次，持续12个月）对于迟发重度嗜酸性粒细胞性哮喘伴固定气流受限患者的气道结构性改善效果。结果显示，治疗12个月后，基底膜下厚度、气道平滑肌面积、气道平滑肌层厚度、上皮损伤程度以及组织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均有显著降低（均P<0.001），且气道平滑肌层厚度的减少程度与黏膜下嗜酸性粒细胞数量减少程度呈正相关（r=0.599；P<0.001）。

在气道高反应性方面，Stewart等^［57］和Zhang等^［58］针对未控制重度T2型哮喘开展的多项临床研究证实抗IL-4Rα单克隆抗体可特异性提升甘露醇诱发FEV₁下降10%的激发剂量（PD₁₀）并降低气道反应剂量比，且其气道高反应性的改善与肺功能提升、哮喘控制问卷（ACQ-6）评分优化及生活质量改善呈显著协同效应。

2. 生物靶向药物疗效与安全性年度进展：多项RCT研究^{［59, 60, 61, 62, 63］}进一步验证了生物靶向药物在哮喘管理中的重要价值，显示其能够快速且持续改善症状、提升肺功能、减少口服糖皮质激素依赖，并显著降低急性发作风险。真实世界研究^{［64, 65, 66, 67, 68, 69］}亦为长期疗效提供了有力证据，尤其对于生物靶向药物初治患者及基线期低口服糖皮质激素（OCS）剂量、低BMI、高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合并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或具有可逆气流受限的患者中，疗效更显著，支持生物靶向药物在疾病早期介入以改善长期结局。对于重度哮喘患者，IL-5单克隆抗体应用可进一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尤其在低ACQ-5评分和低St George呼吸问卷评分的患者中^［70］。值得注意的是，“临床治愈”与“生物学治愈”之间可能存在脱节——尽管症状缓解，多数患者仍存在持续的T2炎症，提示有必要重新审视“治愈”的定义及长期管理策略^［69］。

在急性发作期治疗方面，有研究显示相较于标准糖皮质激素治疗，单次皮下注射IL-5R单克隆抗体（无论是否联合泼尼松龙）在急性嗜酸性哮喘或慢阻肺病加重的管理中，可显著降低治疗失败率、改善症状且具有良好安全性^［71］。这一发现为精准医疗在急性发作期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方向，有望在特定人群中减少对糖皮质激素的依赖。

此外，一项跨靶点治疗转换研究^［72］表明，在IL-5/IL-5R单克隆抗体反应欠佳的患者中，改用IL-4R单克隆抗体可进一步降低OCS累积剂量和急性发作率（Δ_{跨类-同类}，-0.37，95%CI：-0.77~0.02，P=0.124），并带来更明显的FEV₁改善（126.8 ml，95%CI：-12.7~266.4，P=0.124）。

值得关注的是，最新真实世界数据^［73］显示，接受生物靶向药物（抗IgE或抗IL-5/IL-5R）治疗的重度哮喘患者，其心血管事件风险和全因死亡率显著低于未接受生物靶向药物者。生物靶向药物可能通过改善慢性炎症状态、减少急性发作及降低OCS暴露而发挥潜在的心血管保护作用^［73］。

3. 新型生物靶向药物年度进展：近年来，新型生物靶向药物的发展重点集中于“长效化”与“多靶点”策略。超长效的IL-5单克隆抗体可实现6个月1次的给药方案，其ⅢA期临床试验显示，持续一年的治疗能够显著降低哮喘年急性发作率，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当^［74］。此外，靶向IL-4Rα独特功能表位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在全球ⅡB期临床研究中表现良好，与基线相比，150 mg和300 mg给药组的FEV₁绝对值改善中位数分别为140 ml和189 ml，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与安慰剂组相似^［75］。

在多靶点方向上，抗TSLP或抗IL-13的单靶生物靶向药物已证实能够改善肺功能并减少急性发作。相比单一靶点，联合阻断多个上游或旁路炎症通路可能进一步增强治疗效果。最新证据显示，同时阻断TSLP和IL-13的双特异性纳米抗体在Ⅰb期研究中具有良好耐受性，未观察到严重不良事件。值得关注的是，仅一次给药即可观察到FeNO下降、FEV₁改善，以及小气道功能指标（FEF_25%~75%和R5~R20）显著恢复^［76］，提示其在多靶点精准治疗中的潜在优势。

（三）其他药物治疗年度进展

哮喘治疗领域多种辅助药物临床价值的深入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哮喘中医药结合的临床治疗路径。Pan等^［77］的研究发现苏黄止咳胶囊能显著提高规律应用ICS-LABA治疗仍控制不佳的轻中度哮喘患者的控制水平，并能有效缓解哮喘咳嗽症状、提高咳嗽缓解率、改善小气道功能、降低外周血EOS、IgE及MBP水平，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2型炎症相关。

五、哮喘管理年度进展

近年来，数字健康在哮喘管理中的应用加速推进，涵盖数字吸入器、远程监测系统、移动健康应用以及人工智能辅助预测模型等多种形式。这些工具在用药行为精准评估、病情的实时监测、个性化健康教育推送及急性发作风险预测等方面展现出显著价值^{［28，78］}。多项RCT和系统评价显示，数字化哮喘自我管理方案和数字吸入器可在短期内改善哮喘控制、提高药物依从性，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急性发作风险^［46］。基于移动应用的症状监测和教育工具也在提高生活质量、优化医疗行为及促进早期干预方面具有潜在收益^［45］。

基于MASK-air^®应用的纵向研究^［44］进一步表明，数字生物标志物能够识别包含依从性、症状控制等多维度的患者控制模式，且在不同用药背景下均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提示其可作为长期监测与个性化管理的重要工具。针对重度哮喘的研究^［51］亦指出，远程监测不仅能改善肺功能、减少生物靶向药物的使用并有效提升医疗响应效率及医患沟通及时性。然而，现阶段对住院率或急诊就诊率的影响仍存在研究差异^［79］。总体而言，数字管理工具正逐步成为哮喘长期管理体系的重要补充。

尽管哮喘的诊疗与长期管理已有较为成熟的指南体系，但在实际临床实践中仍存在大量未满足的管理需求。在医疗执行层面，指南推荐的关键步骤落实不足依然是主要障碍。Huang等^［80］基于中国8家二级医院与23家三级医院的1 500例门诊患者的研究显示，49.6%的患者研究前未使用任何哮喘控制药物，即使已接受治疗者中，仍有18.3%的方案未包含ICS，偏离全球哮喘防治创议（GINA）推荐。同时，2008—2021年中国哮喘死亡呈现明显区域差异^［81］，提示中国哮喘控制现状依然严峻。

此外，成人患者中肥胖、吸烟、焦虑/抑郁等“可治疗特征”常未系统化管理；医患共同决策应用不足；严重哮喘患者在生物靶向药物可及性和个体疗效差异方面仍面临挑战^{［82, 83, 84, 85, 86］}。青少年向成人的过渡期管理欠缺，与长期控制不佳密切相关，提示特殊人群的管理需求仍被忽视^［87］。

流行病学研究同时指出，社会决定因素对哮喘结局具有重要影响。低收入、失业、社区贫困等因素与急性发作及医疗资源使用增加密切相关^［88］，亟需纳入综合管理策略。此外，患者在临床之外的生活质量需求亦值得关注，如严重疲劳、睡眠障碍、体力活动不足和工作效率下降等问题普遍存在，但在传统临床结局指标中常被忽略^［89］。肺康复、运动处方和行为干预在改善这些方面具有潜在价值，但落实率仍低^［90］。

六、不典型和特殊类型哮喘年度进展

咳嗽变异性哮喘（CVA）具有显著异质性。Zhan等^［91］通过痰细胞转录组及上清液炎症因子特征分析发现，其可分为混合炎症和寡炎症型两种分子内型。痰代谢组学研究进一步表明，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及氧化还原稳态失衡可能是其代谢性发病机制的重要基础，同时，治疗前后代谢组学特征变化可为评估治疗反应提供新的生物标志物^［92］。CVA的诊断则需综合临床症状、客观可变呼气气流证据及治疗应答情况^［93］。

肥胖相关性哮喘是一种特殊类型哮喘。营养师指导下的体重管理方案可实现持久减重，并作为肥胖相关性哮喘的潜在治疗策略^［84］。在肥胖相关2型哮喘中，瘦素通过IL-13Rα2依赖途径增强IL-13诱导的气道成纤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产生，进而导致气道组织中嗜酸性粒细胞的滞留^［94］。

妊娠期哮喘会增加围产期不良结局风险，妊娠糖尿病与妊娠期哮喘急性发作风险显著相关^［95］，但二者的联合暴露对围产期不良结局并未表现出协同作用^［96］。

在阿司匹林相关性哮喘（AERD）的研究中，有报道指出对于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合并AERD的患者，阿司匹林脱敏后治疗较安慰剂并未观察到显著的临床差异^［97］。

七、总结与展望

过去一年，哮喘领域在基础和临床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为哮喘的诊疗与管理提供了新的方向。在发病机制研究方面，对2型炎症的多层次探索深化了对哮喘炎症的认知，气道上皮细胞的调节作用以及代谢和脂质信号的参与为理解疾病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在诊断方面，现有标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未来仍需大规模临床研究进行优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哮喘的评估、治疗及管理正在向更精准、个体化的方向发展。ICS仍是治疗基石，而基于炎症标志物、症状评分和肺功能等参数的个体化治疗策略日益受到重视，同时需关注吸入装置选择、操作规范及依从性监测，以探索更优化的管理策略，提高疗效并减少不良反应。在生物靶向药物应用方面，随着临床证据逐渐增多，其临床应用的时机、适用人群以及应用疗程等循证依据日益完善，但仍需要更多真实世界研究完善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同时新型生物靶向药物也在研发道路上对于未被满足的治疗需求带来了新的希望。未来管理模式应以“医学—社会一体化”为目标，整合多学科，多层级医疗体系，利用多种有效工具，实现临床与社会层面管理的协同优化，从而全面提升哮喘的促防诊控制康水平，降低社会疾病负担。

参考文献（略）

作者：包婺平 周妍 李雨晴 周睿婕 张旻；第一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通信作者：张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引用本文：包婺平, 周妍, 李雨晴, 等. 支气管哮喘诊治年度进展2025[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6, 49(4): 425-433.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51218-00804.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原链接戳：【年度综述】支气管哮喘诊治年度进展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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