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呼吸介入技术的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水平，并在肺癌诊断、分期、精准治疗及姑息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呼吸介入技术通过经支气管、经胸壁、经血管等多维路径，结合超声支气管镜、导航支气管镜、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等先进工具，显著提高了肺癌的诊断精度。特别是针对外周型肺癌和纵隔淋巴结转移，超声支气管镜和导航支气管镜等的应用大大提升了活检的成功率。此外，新型能量消融技术（如射频消融、微波消融、冷冻消融等）为肺癌的局部治疗提供了高效、安全的选择，尤其适用于无法手术的早期肺癌患者或晚期患者的姑息治疗。光动力治疗、化学消融、放射性粒子植入等新兴技术在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并发症方面具有一定潜力，展现出未来肺癌介入诊疗向更精准、更智能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肺癌；介入呼吸病学；支气管镜；消融技术

肺癌是癌症相关死亡第一大原因[1]，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呼吸介入装备及技术飞速发展，推动了肺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能力的提升，显著改善肺癌患者的预后。肺癌诊断、分期及精准治疗依赖呼吸介入技术进行病理学活检，部分晚期肺癌患者需要行局部气道介入治疗改善呼吸症状，争取系统治疗机会。从早期诊断、精准治疗、姑息挽救，呼吸介入技术贯穿肺癌诊疗全过程，是肺癌诊疗不可或缺的诊治手段。

呼吸介入技术从经支气管、经胸壁、经血管、经食管四维路径，围绕精准、安全、高效方向技术不断发展，拓展呼吸介入工具可达全肺区域，有效提高肺癌诊断能力，如超声支气管镜、超细支气管镜、导航支气管镜、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及经皮穿刺等；新能量用于腔内腔外肿瘤局部治疗，如经皮及经支气管冷热消融技术、光动力等高效、安全的方式。本文拟结合近年文献证据及笔者团队经验对呼吸介入技术在肺癌诊疗中的应用及选择进行阐述和探讨。

1、呼吸介入技术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及选择

1.1　经气道呼吸介入技术

1.1.1　常规支气管镜检查

通过可弯曲支气管镜对气道内病变进行检查，能够获取分泌物、灌洗液、组织或细胞标本进行检测，是肺部恶性肿瘤诊断常用检查方法。支气管镜的外径决定肺内可及范围，成人常规支气管镜外径为4.2~6.0 mm之间，通常可以窥及段支气管的形态结构，对于气道或靠近中央气道的病变（图1a），可选择常规支气管镜进行初步检查。然而，常规支气管镜检查对气道内浸润前病变的诊断灵敏度仅59%[2]，且对周围型肺癌及纵隔淋巴结转移癌的诊断效果有限[3-4]，需要结合其他介入技术提高诊断准确率。目前新型超细支气管镜，外径为3 mm，最远可抵达12级支气管[5]，更接近外周病灶。研究发现使用超细支气管镜检查，与常规支气管镜相比，恶性肿瘤诊断的灵敏度从60.5%提高到74.7%[6]。此外，常规支气管镜是其他高级气道介入技术载体和基础，联合虚拟、电磁等引导技术，不仅可提高外周病灶诊断率，还可缩短器械到达目标病灶的时间[7-8]。

1.1.2　特殊光支气管镜及成像技术

特殊光支气管镜主要包括自发荧光支气管镜（AFB）和窄谱支气管镜（NBI）等。自发荧光支气管镜是在普通白光支气管镜的基础上增加特定激发光，利用组织自发荧光特性的内镜技术，可以用于早期发现和诊断肺癌。其原理是组织细胞在受到特定波长的光线照射时会产生自体荧光，发生病变的组织发出的自体荧光与正常组织不同。在AFB下，正常组织表现为绿色（图2a），而不典型增生、原位癌及浸润癌则表现为棕色或红棕色（图2b）。与普通白光支气管镜相比，AFB提高了中央型肺癌诊断的准确率[9]。虽然荧光支气管镜检查已被证明在鉴别支气管内病变良性和恶性方面具有高度敏感性，可结合支气管镜作为可疑气道内癌前病变或中央型肺癌的初步检查选择，但由于支气管黏膜炎症和出血的存在，其假阳性率很高[10-11]。因此，荧光支气管镜检查对病灶诊断的特异度低，限制了其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NBI通过使用特定波长的窄带光（415 nm和540 nm），增强支气管黏膜和血管的对比度，帮助临床医生通过异常的血管及黏膜表现诊断气道病变，对于中央型肺癌有较好的诊断价值。NBI可以识别多种血管和黏膜模式（图1b），包括上皮内毛细血管状袢、异常肿瘤血管、极度增加的细血管网络以及黏膜的红膜和鹅卵石外观[12]，通过这些异常的表现确定肿瘤的位置及边界，提高活检的成功率及阳性率[13]。

特殊成像技术包括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成像（OCT）和激光共聚焦（CLE），是具有接近显微镜分辨率的新型成像技术。OCT成像原理与超声类似，不同在于其信息传递介质为光波而非声波，从而提高成像的分辨率；CLE通过由激光源发射激光束，组织中的荧光素在激光的激发下发射荧光，经探头接收后送回主机，转化为数字信号传输至计算机，最终聚合成清晰的三维动态视频图像。二者可以安全地与传统支气管镜检查相结合并实时可视化与疾病相关的肺部解剖区域，对区分肿瘤病变与正常组织准确性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1.1.3　超声引导支气管镜检查

超声支气管镜（EBUS）包括扇形超声及径向超声。扇形超声，即所谓的“大超”，能够清楚地显示气道外纵隔内血管、淋巴结以及占位性病变的关系[14]，可引导医生实施经支气管针吸活检（EBUS-TBNA），其对中央型肺癌诊断的灵敏度达91%[15]。EBUS对1组、2组、4组、7组、10组、11组、12组淋巴结有检出优势[16]，主要用于肺门和纵隔肿物或肿大淋巴结病理学活检、肺癌分期、气道外压性或气道黏膜下病变性质鉴别、气道内以及邻近气道病变活检等；新型EBUS改良了弯曲角度，部分上叶、左肺舌段也可抵达，提高了其诊断范围和能力[17]。针对肺外周病灶（PPL），通常使用导向鞘引导径向超声（EBUS-GS）进行探头定位活检，其原理是使用一提供360°环形视图的微型超声探头，通过支气管镜的工作通道引入到目标支气管中，超声探头探测到病变后会被撤回，而导向鞘则留在病变部位作为工作通道，引入活检钳或刷子等工具，以获取病变组织样本。该技术在临床中广泛使用，其诊断率优于无EBUS-GS的支气管镜检查。探头位置是影响EBUS-GS对PPL诊断灵敏度的最重要因素；其中，探头位于病变内诊断率最高（68%~92.1%），邻近病变诊断率较低（42%~61%），而位于病变外诊断率最低（4%）[18]。一些研究表明，当EBUS-GS与引导系统相结合时，其诊断灵敏度显著提高，可达82.9%[19]。目前EBUS-GS已成为诊断肺外周病灶重要的活检引导定位工具。

1.1.4　导航引导支气管镜检查

导航支气管镜检查是一种结合支气管镜和计算机引导技术的先进诊断工具。传统支气管镜难以到达肺外周小结节，而导航支气管镜能够精确引导至目标病变，可显示4~12级支气管，从而提高活检的成功率和准确率[10]，主要用于对难以通过传统支气管镜到达的肺部病变进行病理学活检。该技术通过类似于GPS的导航系统，帮助医生精确定位和到达肺外周病变区域。目前根据导航技术分类，主要有虚拟导航、电磁导航及增强现实光学导航支气管镜检查，三种导航的工作原理见表1。

这类技术通常可以与一些影像引导方式，如锥形束CT（CBCT）等结合使用。CBCT使用锥形X射线束与平板探测器采集影像，通过旋转扫描，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高分辨率的三维肺部图像，显示肺部病变及其周围结构，在检查过程中，CBCT提供实时的三维解剖影像，用于与患者术前CT或其他影像数据进行配准从而提高引导的精准度。CBCT既可单独用于引导，也可联合其他导航方式作为病灶定位确认方式，提高抵达位置成功率。一项Meta分析提示单独使用虚拟、电磁、CBCT导航技术肺结节的总检出率分别可达69.4%、70.3%及78.2%[20]。此外，导航支气管镜检查安全性较高[21]，有研究显示，对CT表现为支气管征的病变进行活检，导航支气管镜检查发生气胸的比例明显小于经胸壁穿刺活检（3.9%比28.8%）且二者对恶性肿瘤的诊断率相当（85.3%比88.8%）[22]。因此，由于导航支气管镜的精确性及高安全性，其在临床中，特别是在肺癌早期诊断和介入治疗中的应用已经显著增加。

1.1.5　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

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RAB）技术是一种结合机器人技术与其他先进医疗装备（如各种导航形束CT影像技术、肺结节消融技术等）的新型技术，用于提高肺结节的诊断精度和操作灵活性。通过机器人系统的精准控制，医生能够更精确地操作支气管镜，使其进入常规支气管镜难以到达的远端气道[23]，进行病变的活检和治疗。其安全性高，并发症少[24-25]。一项25个研究的Meta分析结果提示，RAB诊断率可达84.3%，而气胸及严重出血的发生率分别仅2.3%、0.5%[26]，其并发症较经皮肺穿刺活检明显减少（17%比4.4%）[24]。因此，临床上对于病变位于常规支气管镜难以到达的远端肺组织、病灶临近气道及血管经皮肺穿刺出血等风险较高的患者，选择RAB可以减少活检出血及气胸的风险。此外，RAB可在远程医疗的背景下，使专家通过远程控制系统实现跨区域的手术操作。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因其通过机器人系统实现标准化操作，提高手术的可重复性，并且提供极高的操作精度，在肺癌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未来可能会成为高危肺结节或早期肺癌手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机器人辅助支气管镜可及位置更远、稳定性更佳，适于小结节精准诊断，与CT引导经皮肺穿诊断率无明显差异，并发症少[24]，对于磨玻璃结节（GGO）等也有较高诊断率（约87%[27]），适于多发结节、小结节、靠近胸膜叶间裂结节、混合型GGO病灶。同时，其为也后续经支气管的局部病灶治疗提供了新的路径。

1.2　经胸壁呼吸介入技术

1.2.1　影像学引导经皮肺穿刺技术

主要包括CT、彩超及MRI引导下经皮肺穿刺。三种方法各有优劣势：CT分辨率较高，能清晰显示病灶的大小、形态和精确定位，尤其适用于深部或邻近胸膜的病灶，其诊断准确率可达92.1%[28]，但其无法在呼吸过程中实时监测病变运动。而超声可进行实时监测且不会对患者造成辐射伤害，但仅用于靠近胸壁的浅表病变，其诊断准确率为88.7%[28]。MRI应用较少，其优点主要有无辐射、可多平面成像、能提供软组织对比度，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下，如肿瘤浸润评估或对CT过敏的患者，但其操作时间较长，实时定位困难，有研究表明MRI引导下经皮肺活检诊断恶性肿瘤的准确率可为96.9%[29]，1.5 cm以内肺结节CT引导下活检阳性率为83.7%。经皮穿刺肺活检主要并发症发生率可达17%[24]，主要包括气胸、咯血、胸腔出血、胸膜反应，少见的并发症还有空气栓塞等。影像学引导下的经皮肺穿刺活检，因可利用院内已有设备进行，易开展普及，已成为获取病变肺组织、明确肿块或外周结节性质的常规手段。但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GGO是CT引导下肺活检出血的危险因素，因此这类患者活检前仍需充分评估利弊。

1.2.2　其他技术引导下的皮肺活检

电磁导航引导、光学成像导航及机器人辅助等方式不仅可以与支气管镜结合，通过气道进行肺肿瘤的活检诊断，还可以作为引导经皮肺活检的辅助工具。我国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CT引导下肺穿刺活检相比，电磁导航定位下的肺活检并发症发生率低、成功率无明显差异[30]。机器人辅助经皮穿刺主要利用光学成像导航系统，增加机械手臂辅助定位，与手动引导相比，机器人引导中的针头调整频率较低，其技术成功率和诊断率可达100%[31]。

1.3　内科胸腔镜检查

内科胸腔镜（MT）主要用于经无创方法无法确诊胸腔积液性质患者的诊治，能够在镜下直视胸膜形态，同时对壁层或脏层胸膜进行活检。有研究将MT与冷冻活检联合，其诊断效能可高达95%[32]。对于晚期肺癌患者，MT能够协同其他检查手段确定肺癌的分期、评估其侵袭范围、判断是否有胸腔积液及确定其性质。此外，利用内科胸腔镜对恶性胸腔积液患者进行胸膜固定术或光动力治疗是有效的姑息性干预方案。其中，光动力疗法与内科胸腔镜相结合不仅可以清除胸腔积液，还能对胸膜病变进行微创治疗[33]，是晚期不耐受麻醉和插管患者可选择的治疗手段之一。

2、呼吸介入技术在肺癌治疗中的应用及选择

2.1　恶性中心气道狭窄介入治疗

恶性中心气道狭窄是晚期肺癌患者死亡常见原因，改善气道通畅、争取系统或局部治疗时机，是恶性气道狭窄治疗的主要目的[34]。针对不同分类恶性气道狭窄，可采用不同的介入治疗方式，如置入支架、气道内肿瘤消融、切割、球囊扩张、硬镜铲除等。同时，可结合后装放疗、粒子支架等对中央气道病变行联合治疗，前者的原理是通过支气管镜将放射源（如铱-192）直接植入病灶部位，进行局部高剂量放疗，减少正常组织受损；后者则是在传统气道支架（如金属、硅酮支架）的基础上，结合放射性粒子（如125I粒子），实现机械支撑+局部放疗的双重作用。对于单纯腔内型肿瘤，可采用消融或硬质镜直接切除；单纯外压性狭窄，可直接植入支架，如果为重度狭窄，可行球囊扩张术后置入支架；而混合型狭窄可应用冷热消融术清除管腔内病灶，然后结合支架植入术治疗。总体治疗原则主要为尽可能恢复患者肺功能，结合病灶生长类型、大小及周围组织情况合理选择治疗手段、分次进行，对于气管、隆突、左右主支气管重度狭窄（狭窄范围≥76%）[35]、一侧支气管狭窄而对侧肺功能严重受损等引起的呼吸困难应及时进行急诊介入治疗。

2.2　肿瘤病灶局部介入治疗

根据病灶位置、分期，可采用经皮、经气道及经血管介入治疗手段，晚期患者以改善症状、降低肿瘤负荷为治疗目的；早期肺癌患者若无法进行外科手术或立体定向体部放疗（SBRT）治疗，可采用经气道及经皮肿瘤病灶的根治性消融治疗。局部肿瘤杀伤可采用不同能量方式，包括光动力、冷冻、微波、射频、激光、脉场电冲及化学药物等方法进行。依据病灶位置、大小、浸润情况、周围解剖关系相应设备可及性及操作者习惯选择不同方法。

2.2.1　光动力治疗

光动力疗法（PDT）的原理是癌细胞会选择性地吸收光敏剂，使用特定波长的激光或光源照射肿瘤部位，激活光敏剂，从而产生活动氧（ROS），直接破坏癌细胞，使其坏死。PDT对不同癌症类型均有效，且PDT具有高选择性、微创性、可重复使用、可消灭隐性癌症病灶等优点。但目前指南关于肺癌PDT治疗的建议各不相同。美国胸科医师学会循证临床实践指南认为PDT是治疗位于中央气道的早期肺癌的有效方式[36]，而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认为PDT仅用于治疗局部复发或缓解症状[37]。由于PDT的穿透力有限，其疗效受肿瘤大小、浸润程度等影响。但目前各种新型光敏剂、改良药物载体以及光动力联合其他治疗等正被越来越广泛地挖掘和利用[38]，PDT有望在肺癌和其他肿瘤的治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2.2　消融治疗

消融治疗的原理是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直接破坏肿瘤组织，使其坏死后通过机体反应逐渐被吸收，常见的消融技术包括热消融和冷冻消融。

2.2.2.1　热消融治疗

热消融术通过局部加热肿瘤组织，导致其凝固性坏死。热消融主要有射频消融（RFA）、微波消融（MWA）、激光消融。RFA、MWA应用较为广泛。Meta分析结果提示RFA组和MWA组在生存率、癌症特异性生存率和无病生存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9]，推荐二者作为Ⅰ期不能手术或晚期转移患者的治疗方案。由于二者的工作机制和应用特点存在差异，不同特征病灶在二者的选择上仍存在差异。RFA通过将电极置入病灶内进行治疗，主要依赖组织的导电性，充满空气的正常肺组织阻抗高，具有隔热作用，可以将热量控制在肿瘤组织内。对于靠近重要血管和气道的病灶，这是其应用优势之一[40]。然而，这种工作机制也可能会限制RFA的热效应范围，研究发现，肿瘤直径大于3 cm的RFA局部治疗较直径小于3 cm的效果差[41]。因此，建议对直径大于25 mm、靠近大于3 mm血管的肿瘤选择微波消融[42]。MWA则不依赖于组织的导电性且不容易受到周围组织类型的影响，且MWA热量传播快，热效应更均匀，与RFA相比，具有更大的肿瘤消融区且治疗时间短，MWA的1年局部控制率优于RFA，接近SBRT的局部控制率[43-44]。对于含气高于实变组织的磨玻璃结节，MWA可能较RFA有更完全的消融效果，但仍需针对性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二者疗效差异。激光消融的原理是利用高能激光对组织进行局部热效应处理的一种微创技术，经皮激光消融对肺转移瘤有较好的治疗效果[45]，可以改善不可切除或复发性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46]，经支气管镜激光消融可以明显改善肿瘤引起的中央气道狭窄[47]。热消融术后并发症主要为气胸，此外还有支气管胸膜瘘、皮肤烧伤、咯血等并发症。近年来，经支气管热消融技术逐步扩展至肺外周肿瘤，研究发现经支气管与经皮RFA相比，二者早期肿瘤疗效相当[48-50]，而经支气管RFA的气胸、胸腔积液发生率远低于经皮（0比35.5%，2.9%比25.8%）[50]；经支气管MWA目前已在动物试验中证实是治疗周围型肺癌安全、有效的手段[51]，但仍需前瞻性大型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此外，有研究报道，热消融不仅降低肿瘤负荷，微波消融联合生长因子Flt3配体治疗还可提高程序性死亡配体-１（PD-L1）抑制剂的疗效[52]。

2.2.2.2　冷冻消融

冷冻消融通过将冷冻探针插入病灶，对病灶细胞进行直接冷冻杀伤、破坏微血管使之缺血坏死。此外，研究发现冷冻消融还可以刺激机体产生抗肿瘤抗体，产生并诱导细胞毒性T细胞免疫，增强患者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消除残留或转移病灶，减少或预防复发。冷冻消融主要有经皮冷冻消融术、支气管冷冻消融术。对于早期外周肺癌无法进行手术、多原发性肺癌或肺部转移性肿瘤的患者，冷冻消融是较理想的介入治疗方式。此外，由于其低温导致的一系列反应且低温有镇痛效果，冷冻消融较热消融更适用于邻近胸壁、大血管等重要脏器的病灶。由于多模式治疗已成为肺癌治疗的趋势，冷冻消融常与其他治疗方式（如放疗、化疗和免疫治疗）联合使用，以提高疗效、改善患者预后。近年来，经支气管冷冻消融在动物实验中展现出极高的成功率及较低的并发症[53]，目前已进入下一步临床试验阶段，未来冷冻消融设备联合支气管导航、机器人辅助等技术，会使其更加智能化，实现更高精度的操作。

2.2.2.3　脉冲电场

通过将细胞的跨膜电位增加到临界阈值以上，导致膜完整性破坏并在细胞膜中产生微孔（电穿孔），细胞发生渗透性肿胀和凋亡，而细胞和基质蛋白没有变性，可将完整的肿瘤相关抗原释放到周围组织，引起类似免疫介导的远隔效应[54]。2022年美国胸科学会（ATS）大会展示的一项利用双相单极脉冲电场AliyaT™系统对猪肺进行消融的实验展示出对靠近心脏、胸膜囊、主要气道和血管的部位有效和安全的能量传递与消融效果。脉冲电场目前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作为一种新兴的微创治疗技术，其非热效应和高精准性的特点使其在呼吸介入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应用潜力。

2.2.2.4　化学消融

化学消融通过向肿瘤内部注入化学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肿瘤细胞脱水、蛋白质变性或细胞膜破坏，最终引起细胞坏死。目前商品化药物包括无水酒精注射液、聚桂醇注射液、甲苯磺酰胺注射液（PTS）等。化学消融对较大或广泛的肿瘤疗效有限且容易损伤周围组织，目前在肺癌的治疗应用有限，有研究发现PTS对于严重恶性气道狭窄的姑息性治疗有效且耐受性良好[55]。

2.2.3　放射性粒子植入

通过将放射性粒子直接植入肿瘤内部，持续释放放射线以杀灭癌细胞。其突出的优点是放射线集中在肿瘤内，对周围正常组织损伤小。研究发现，微波治疗（MWA）组前30个月总生存率优于放射性碘-125（RSABT）近距离放射治疗组；然而，RSABT组在30个月后有更高的生存率，表明RSABT可能具有更好的长期疗效[56]。目前经皮放射性粒子植入在早期肺癌、局部晚期或复发性肺癌患者中的应用显示出良好的局部控制率[57-58]。但目前由于其粒子植入后的位移、剂量分布不均和潜在的副反应（如出血或放射性肺炎），以及对扩散性病灶或无法通过影像学精确定位的肿瘤治疗有限的缺点，还要进一步的技术优化，提高其精度，以便广泛用于临床。

2.3　经血管治疗

主要包括经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BAI）、支气管动脉栓塞（BAE）、上腔静脉支架植入术等，常联合其他抗肿瘤方案用于晚期肺癌治疗。与静脉新辅助化疗相比，BAI化疗显著提高了不可切除的Ⅲ期肺鳞状细胞癌（SCC）患者的手术率，延长了无进展生存和总体生存期[59]。但由于BAI可能导致支气管动脉或肿瘤供血动脉破裂，引发大出血或致命性咯血以及对操作精度要求较高、操作流程和药物剂量缺乏国际或国家级的统一标准，并不推荐常规使用。BAE及上腔静脉支架主要用于处理肿瘤引起的相关并发症，BAE在肺癌相关咯血治疗成功率可达82.1%[60]，尤其术前完善CT血管造影可提高BAE成功率及短期复发率。上腔静脉支架植入术目前是急性恶性上腔静脉综合征（SVCS）的一线治疗方式[61-63]，可以快速缓解症状，对难治性或复发性SVCS和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可迅速缓解症状，给予患者系统治疗时机。

综上所述，呼吸介入技术随着技术的发展、装备进步，已然成为肺癌诊疗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手段。未来将为肺癌患者提供更精准、更安全的解决方案，从晚期诊疗逐步向早期肺癌诊治方向发展。然而，呼吸介入技术的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技术操作的规范化培训、治疗策略的个体化选择以及综合诊疗方式的优化等。未来，呼吸介入技术的方向将更加注重精准诊疗，为不同阶段肺癌患者带来更高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推动肺癌患者全程管理。

参考文献（略）

作者：杨霖荟，刘丹；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25年第45卷第6期专题笔谈栏目

基金项目：四大慢病重大专项（2024ZD0529505，2024ZD0529500）；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173182）；四川省科技计划（2023NSFSC1939）；成都市科技项目（2023-YF09-00039-SN）

DOI：10.19538/j.nk2025060103

引用本文：杨霖荟，刘丹. 呼吸介入技术在肺癌诊疗中的应用与选择[J].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25, 45(6): 463-470.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中国实用内科杂志」（ID：zgsynkzz）

原链接戳：专题笔谈·肺癌诊治 | 呼吸介入技术在肺癌诊疗中的应用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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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

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