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太多『走样』的情况：该查的没查，不该查的倒查了；诊疗规范被抛在脑后，单纯凭感觉、凭经验行事。」「要跑在疾病前面，在问题刚冒头、甚至还没冒头时就处理，代价远比事后被动抢救小得多。」「需要勇气去承担风险，要有所作为，也要有所不为。」……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宋元林教授交谈的2小时中，总是能听到这些直叩人心、引人深思的话语。而他娓娓道来的那些发生在呼吸ICU的难忘故事，也让我看到了家属间撕裂的利益纠葛、临终者执着的亲情牵绊、患者面对生死抉择时的恐惧与迷茫……。

老先生讲着讲着就哭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出来……「33%死亡率」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和破碎的家庭

「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突如其来，我第一批被派进ICU直面这种未知病毒。那时大家都笼罩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病毒到底传不传染？没人说得清。最初的日子恐惧感是很真实的，因为当时病死率高达33%，大家每次进入病房防护得都严严实实。」

「与此同时，上海市在第一时间启动了流行病学调查，很快明确其为家禽传染病，存在动物传人风险。市疾控中心与各方通力协作遏制传播，关闭全市家禽市场，迅速阻断H7N9的蔓延。我印象非常深刻，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WHO）还专门派调研人员到上海考察，他们指出H7N9最早出现在苏沪两地，其他地区未见报告。而考察结束后，他们对上海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上海市政府、疾控中心、卫健委与各界精诚合作，快速查清了传播源头，确保社会面未再出现新发病例，这也正是后续H7N9疫情未再暴发的关键所在。」

「然而，早期信息的缺失确实给临床诊治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连最基本的听诊器都没法用，跟病人的交流、病情的细致观察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最初病人很多都是重症流感，我们用了抗病毒药，但他们中很多人迅速进展为ARDS。一旦ARDS发生，死亡率飙升。我们用上了保护性通气策略，后来还去浙医李兰娟院士那边的学习人工肝技术，许多病人情况仍然继续恶化，有患者ECMO一上就是两三个月，费用极其高昂；有病人肝脏功能恶化了，再去做人工肝……。」

「病人发展到那种程度，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是很令人遗憾的，尤其是眼睁睁看着一个个生命逐渐远去，在我们拼尽全力的抢救中一天天衰竭，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无力感。当时的ECMO设备远不如现在普及，有些病人没能用上，就只能看着他们走向多脏器衰竭、休克，最终连呼吸机都维持不住生命。因此，33%病死率的这个数字背后，真正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终结和破碎的家庭。」

「有一位老太太，她是去市场买活鸡感染的H7N9。那时很多病例，尤其是老年患者，一问都有活禽接触史。我对她的印象特别深，她很瘦小，我们甚至给她试了一种像头盔式无创面罩，她颈部太细，总也戴不牢。她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生欲，但我们也用尽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她实在太瘦小了，体重可能只有三十多公斤，肺实变得厉害，呼吸机参数调整起来极其困难，我们最终没能将她救回来……。当然，H7N9的救治中也经常有希望的火花。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在ICU住了很久，最终他成为了第一个走着出病房的康复者。出院当天，他专程捧着花束来感谢我们，大家都站在他身旁，媒体也报道了『第一例重症患者出院』的消息，那一刻对所有医护人员和ICU病人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当时老先生提起在ICU的经历，讲着讲着就哭了起来，他说，根本都没想到过自己还能活着出来。」

「现在回头看，尽管我们在H7N9刚出现时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但后续如何救治那些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尤其是危重症患者？我们在临床仍然投入了大量精力。早期抗病毒药一直在用，但H7N9毒力确实强，保护性通气也做了，当时缺少一个后来证明非常关键的武器，它就是『俯卧位通气』。2013年，这种改善重症肺炎氧合的方法在国内都较少应用，直到2019年年底的新冠开始才普及开。那时我们只能反复调整呼吸机参数，听着机器『哒哒哒』地响，看着效果却很有限，病人一旦肝肾功能衰竭，紧接着血透、血滤、人工肝，多脏器支持一上，感染失控，指标越治越高。如果当时能普及俯卧位通气，或许结局会大有不同，所以这也是我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个方面。」

叶茂松副主任医师，毕晶医生在做支气管镜

早期抗病毒、合理使用激素、俯卧位通气，规范化诊疗思路……这些经验是无数医护人员在一线用汗水和智慧，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

「2020年初，上海拉起了『新冠疫情』的警报，我与张文宏、卢洪洲、胡必杰、张炜等及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几位医生，包括沈银忠，凌云，李锋等，大年初一就赶到了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那时我们对新冠病毒也知之甚少，每一步都在未知中摸索，也亲身经历了从最初的严防死守，到后来医疗资源紧张时的艰难时刻。记得有一位40多岁的女性，肠道严重出血，怎么都止不住，输了4000毫升血最终也没能留住她。我们当时在线上讨论这样的危重病例都感到很沉重。」

「医疗资源最紧张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考验。记得山东一位姓葛的朋友，他80多岁的老父亲感染后出现了严重的『白肺』。当地医院的医生很年轻，他们从未接触过这么危重的肺炎病人，别说插管、上呼吸机这些复杂操作了，连重症肺炎的救治经验都几乎没有。病人情况危急，考虑到医院ICU床位紧张，葛先生把父亲安置在一家条件有限的小医院，他通过微信联系到我。说实话，上海的病人我们都应接不暇，怎么可能飞过去？我们只能通过微信，我几乎是手把手地远程指导那边的医生。我告诉他们这个病的诊疗思路：插管后潮气量怎么设置，氧浓度怎么调节，为什么要用激素，病情变化了又该如何调整……每一步都讲清楚原理，电话打得很少，几乎全靠文字交流。那位年轻的医生非常用心，他听后就自己琢磨、查资料、反复尝试。令人欣慰的是，这位老人最后成功拔管出院了！这个病例让我体会到两点：一是医生遇到困难时的主动思考和用心钻研有多重要；二是规范化的诊疗思路就是生命线，每一步该做什么，出现什么情况该如何应对，形成清晰的链条，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

「当时浦东区有一位我的老邻居，本身有前列腺癌，新冠放开时他也感染了，白肺，同样送不进大医院，他女儿急坏了。我仔细询问了情况，发现老人虽然肺部病变严重，但呼吸频率并不快。我判断，这种情况未必需要立刻插管，于是我建议他们用点激素、肝素，预防性地用点抗生素，配合高流量吸氧。果然，炎症逐渐吸收，氧合很快就好转了。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并不是所有出现白肺和低氧的病人都必须插管！关键要看呼吸频率和缺氧的程度。如果呼吸急促，耗氧量大增，加上呼吸动作本身造成的肺部『剪切力』和反复肺的牵张，反而会加速肺损伤；但如果呼吸频率不快，像这位老人，我们完全可以用药物、无创呼吸机、俯卧位通气等手段争取时间，等抗体产生了，病情自然就缓解了。」

「这一点，在后来救治一些在上海的外宾病例中也得到了印证。有一个乌克兰人，飞机上就开始发烧，落地确诊后收治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后来出现重症肺炎和ARDS。我们一视同仁，同样采用了这些方法，有十几例没有一例需要插管。当时外界有一些担忧的声音，我们专程到媒体平台做科普，稳定人心。最终，所有这些没有插管的ARDS患者都平安康复……。回首那段艰难的岁月，我们上海专家组很早就观察并实践了这些关键点：激素的合理使用、俯卧位通气的推广、早期抗病毒药的探索，以及最重要的建立规范化的诊疗思路，避免恐慌性插管。这些经验，是无数医护人员在一线用汗水和智慧，甚至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这说明，面对未知的疾病，既要有勇气和技术，更要有冷静的判断、清晰的思路，以及对生命个体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尊重。」

患者有这样的治疗效果和预后，感谢上海专家组和刘旭辉医生

每一天查房，大家几乎都是战战兢兢，生怕一个疏忽导致满盘皆输……这位当初「没人要」的老人最终竟能走着出院

「新冠疫情初期，还有一个在公卫中心遇到的病例，至今想来仍感到震撼，它也提示我们，在对抗病毒的同时，尽全力维护和支持脏器功能的自我修复与保存是何等关键。当时，我的同事们在查房时发现有一位新冠患者排出了酷似肠道组织的管状物，当时所有人都感到很吃惊，第一反应是『肠子脱落了』！但这怎么可能？病人当时的血压等生命体征相对平稳，肠子若真脱落，人怎么可能还活着？大家迅速分析研究，最终确认：这不是真正的肠子脱落，而是整个肠道内壁的粘膜层，在新冠病毒猛烈攻击下发生了大面积坏死，继而像『管套』一样完整脱落了下来。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其他病毒感染从未见过如此严重、大面积的肠道粘膜剥脱现象。这也揭示了新冠病毒不仅能侵袭呼吸道、入血，还能严重损伤肠道上皮。幸运的是，人体强大的再生能力发挥了作用。这层坏死的粘膜脱落后，新的上皮组织开始缓慢再生。最终，这位患者存活了下来。」

能为这位患者查明真相，十分感谢上海专家组

「还有一位从外地要转运来的危重老人，当地医生直接告诉家属：『这病人要想活命，要去上海中山医院。』这话传到我们这儿，压力巨大。医务处问我：『这么重的病人，路上随时可能出事，你们接不接？』说实话，当时我很犹豫，长途转运一个高龄、多病缠身、呼吸衰竭的病人，风险极高，老人不仅有肿瘤基础，还合并严重的心脏问题、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和贫血，生命体征极其不稳。但最终，或许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或许是那份信任，我们决定收治。病人转运过程就是一场生死考验，虽然配备了转运呼吸机，但插管状态下的长途跋涉，氧合维持、液体管理、血压稳定……每一个环节都如履薄冰。稍有差池，病人就可能在路上出现意外。」

「万幸的是，她撑到了我们这里，入院后立刻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保护性通气、抗感染、肠粘膜保护、镇静镇痛……所有支持治疗有条不紊地上。老人全身都是『雷区』：心功能差不能多补液，血压低又不能少补液；肺功能差需精细调整呼吸机参数；肾功能差限制了抗生素选择；严重贫血需要输血……考验的是我们对危重病人全盘、精细化的管理能力。每一天查房，大家几乎都是战战兢兢，生怕一个疏忽导致满盘皆输。在团队的精心照护下，这位当初极度垂危的老人，最终竟能走着出院！所以，这样的病例告诉我们，对于最危重的生命，不轻言放弃，加上科学、细致、全局观的综合管理，有时真能创造奇迹。」

「从SARS到H7N9，从流感到新冠，我们在ICU的经历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但我最不希望的是我们总是靠『吃一堑，长一智』来总结经验，像重大疫情，如果能更早、更清晰地判断传播途径，比如明确H7N9只有动物传人，大家就能更精准、更合理地防护，不必耗费巨资和精力在过度的防护上，也不会因为厚重的装备而影响诊疗效率……。所以，这些年我们面对各种病毒带来的经验教训，更应该被系统地总结、分享，让大家对未来可能遇到突发疫情时能有更好的预判和准备。」

「如今，当再回想起新冠疫情最初那段艰难的日子，我们医护人员真的是在和死神赛跑。在技术探索上，有一个发现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关于激素的使用。早在2020年初，我们临床观察就强烈地感觉到，合理使用激素似乎能显著降低重症患者的病死率。但当时，国际上的声音是反对的，包括早期WHO的指南，特别是意大利运动员因使用激素导致后遗症的案例被广泛报道后，权威指南明确不提倡使用激素，这让我们非常困惑和焦虑。」

「但我们不甘心，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曹彬教授较早提出了激素治疗的可行性，所以，我们团队在2020年3月份就迅速整理数据、发表了我们的研究文章，明确地指出甲强龙治疗在改善新冠重症患者预后方面的积极作用。那篇文章发表在《JAMA-内科学》上，病例数不少。令人欣慰的是，该研究后来成为该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章之一。紧接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发表了英国团队的重要研究，进一步从临床RCT验证了新冠患者使用地塞米松的有效性。这证明，我们的早期观察和坚持是对的！」

「有意思的是，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还收到了来自意大利几位医生的联名信，他们非常认同我们的发现，甚至提出要和我们一起直接写信给WHO的谭德塞总干事，质疑当时的指南。说实话，看到国际同行如此认可我们的工作，心里是热乎的。」

敢不敢为了「患者最大利益」去承担责任和风险？……医生对病情的精准把握和关键时刻的决断直接决定了病人的生死！

「重症肺炎如今已经非常普遍。无论病毒感染——像新冠之后的各种病毒、支原体，还是细菌感染，最终都可能发展为重症肺炎。新冠期间的重症肺炎更常见。面对这类疾病，我们其实也在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

「比如俯卧位通气，这个办法并非所有医院都能轻易做好，这需要周围四五个护士一起配合。我们没有国外那种十几万一张、能自动翻身的智能病床。我们只能靠人力，小心翼翼地在病人身下垫好东西，靠床单合力把他翻过来。这很费人力，而且风险不小。病人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翻身时一旦管子移位甚至脱落，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需要经验丰富的团队才能操作。但它的好处非常直接：它能非常快地改善部分病人的氧合状态。」

「我见过太多病人，就是因为缺氧问题没有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导致持续的缺氧性损伤。内皮细胞、各种器官的细胞都在缺氧中无声地崩溃。等到我们终于把缺氧纠正过来，那些损伤往往已经造成了，不可逆转。所以，争分夺秒地解决缺氧，是避免后续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行动必须非常早！有时候，主治医生还没查房，但病人的情况已经刻不容缓。不能因为值班时病人『安静』，比如被镇静了，或者看起来血压『还行』，就误以为一切太平。那些致命的损伤，常常是在表面的平静下悄然加重的。」

「印象特别深的还有一个老年病人，当时情况非常危急，肺部感染严重，还出现了气胸，呼吸机都快撑不住了。他的体征其实已经符合上ECMO的标准，但上ECMO是个大动作，准备就需要一两个小时，而且对这位本身有气胸、严重低氧、感染又重的老人来说，风险极高。上了之后，感染、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骤降这些并发症可能接踵而至，短时间内解决不了，反而可能雪上加霜，花费巨大，病人也遭罪。这时是立刻启动ECMO流程？还是先尝试风险相对小一些的俯卧位通气？我们ICU团队毕晶，陈淑靖，蒋进军医生，李静怡护士长等决定先试试俯卧位通气，同时抓紧时间用气管镜吸痰。结果，奇迹般地，仅仅半个多小时，病人的血氧分压就显著上升了！最终，他成功避免了ECMO。现在回想，如果当时按部就班直接上了ECMO，那位老人未必能顺利闯过后续的重重难关。当然，俯卧位时处理气胸也需要格外小心，负压吸引必须到位。」

「医生的一个决策有时就在一念之间，选对了，病人可能就活下来了；选错了，病人可能就多受很多罪，甚至走向不好的结局。主诊医生对病情的精准把握和关键时刻的决断，直接决定了病人的生死！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忽略。按常规指南，给那个病人上ECMO是完全正确的，挑不出毛病。如果我们那么做了，没人能指责我们。但是，那可能就把他推上了一条更凶险的路。这时候，考验的是医生能否调动全部的知识和经验，为眼前这个具体的病人，做出对他最有利、最合适的决策！敢不敢为了这个『最佳』，去承担那份责任和风险？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勇气去冒险，这个『险』，是建立在对专业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判断，而不是蛮干。如果只是为了自保，为了不被挑错，就选择最保守、最不担责的方案，病人很可能就错过了那宝贵的、稍纵即逝的救治窗口。」

「这些年，经历得越多，我越深刻地认识到：重症救治的关键，很多时候并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尖端设备或特效药，它更在于，我们如何运用已知的临床知识和技能储备，结合病人瞬息万变的复杂病情，做出最合理、最及时、对病人最有利的判断和决策！这背后，考验的是医生全面的素养：扎实的知识、过硬的能力、关键时刻的胆识，以及对全局的掌控力。ICU里的挑战正在于此。普通的、按常规处理的病例都好办，恰恰是在那些最危急、矛盾最尖锐的重症关头，在常规路径可能行不通或利弊难定的时刻，如何权衡、如何抉择，如何为生命奋力一搏，才真正检验着一个医生的价值与担当。这身白大褂的重量，往往就在这些生死抉择的分秒之间。」

查房

作为直面生死的医生，该如何面对这人性的「万花筒」？如何摆正心态？……需要勇气去承担风险，要有所作为，也要有所不为！

「在ICU，我也目睹过太多复杂的人性纠葛。ICU的战场，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医疗问题，它深深牵扯着家属的情感、社会的伦理，甚至冰冷的利益。还记得我当年在急诊时，曾照料过一个昏迷了两年的病人。他植物人状态，在留观区由我负责。他生命体征看似稳定，尽管有间断的干扰，肺部情况也还好，却始终无法醒来。然而，围绕着病床的，却是家人不同的态度，他的有些亲人并不经常来看望；他的妹妹，却拼尽全力想要留住哥哥的生命。个中原因不便细说，人性的天平有时竟如此倾斜，让人唏嘘。」

「还有一位晚期肿瘤患者，本已处于昏迷边缘。他的家属找到我，近乎恳求：希望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撑到儿子结婚那天，哪怕只剩一两个月。那份执念是一个父亲最后的愿望。我们尽力了，最终，他在儿子婚礼后两周安然离世。你能感受到那份执着背后，是怎样的情感支撑？」

「作为直面生死的医生，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人性的『万花筒』？如何摆正心态？首先，我坚信救死扶伤是刻在医生骨子里的天职。在我国，安乐死尚未合法，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没有权利轻易放弃任何一条生命，哪怕面对晚期肿瘤患者，也不能轻言『没有治疗价值』。我忘不了急诊室里那个才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胸腔积液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整个肺几乎被压缩。每次查房，他都死死攥着我的手，一遍遍说：『宋医生，我想活！』那份强烈的求生欲，足以震撼灵魂。我们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缓解他的痛苦，哪怕只是延长一点点有尊严的生命时光。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

「当然，这并非不顾现实。医生需要在尊重生命尊严的前提下，再去考虑社会因素、家庭承受力、费用问题。但这一切的起点，我认为必须是『对病人是否真正有益』？是否是其『最大利益化』？否则，很容易就迷失方向。家属的心态往往极其复杂，有些带着深深的执念，始终想要达到预期，这更凸显了沟通的至关重要。病人在ICU里，家属在外面，他们对医学的未知常常伴随着巨大的恐惧和误解。所以，我们必须用清晰、符合逻辑、充满同理心的方式，如实告知病情进展，坦诚说明我们能做什么、能做到哪一步，以及家属需要接受什么。沟通的目标是共识，而非推卸责任。」

「我还记得一个转诊来的危重病人，一侧肺已完全『变白』，呼吸急促，心跳极快。谈话时，家属第一反应是拒绝插管，因为主诊医生强调了风险：插管过程中心脏可能骤停，病人可能痛苦。我理解他们的恐惧。但如果不插管，几分钟内生命可能就会消逝。我追问：『既然放弃，为何还要转来中山？』家属坦言，是担心风险和痛苦。我耐心解释：插管会充分麻醉，病人不会感到痛苦；不尝试，则一点希望都没有。权衡之后，家属同意一试。结果令人欣慰：只是一侧支气管被痰液完全堵塞了！清除后，氧合迅速改善。你看，沟通的角度和方式，往往决定了生死的走向。」

「ICU医生与家属的沟通，绝不能是冷冰冰的『免责声明』，罗列一堆风险然后让毫无医学背景的家属独自抉择。这看似『公正』，实则是逃避责任。成熟的医生，应当基于专业判断和经验，给出一个倾向性的建议：『我认为，这样做对病人更有利，虽然有一定风险，但我建议尝试，您是否接受？』我们要成为家属决策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而非旁观者。」

「关于痛苦，尤其在肿瘤终末期，现代医学有很多手段。我们大量使用强效止痛药甚至镇静剂，尽最大努力让患者平静、无痛地度过最后时光，无论是走向康复还是走向终点。ICU并非只有冰冷的机器，更有对生命舒适度的深切关怀。」

「我也常提醒自己和同事：绝不能因工作久了就变得麻木。每一个生命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面对家属的经济焦虑，『倾家荡产之后，我们怎么办？』，医生也应给予鼓励和希望：『生命无价，钱以后可以再挣。』当然，决策的核心，永远要以病人的利益为先。试想，如果一位病人因为家属心疼钱而被放弃治疗，他若能开口，该是何等的绝望？除非病人自己，在清醒时明确表达了强烈的、不愿消耗资源的意愿，我们才应尊重。」

「作为医生，有时需要一点勇气，去承担一点风险，去引导家属做出最符合病人利益的选择。我们要有所为，在生命尊严面前积极争取；也要有所不为，避免无意义的过度医疗。但『不为』必须建立在清晰判断的基础上，而非放弃基础的治疗和关怀。守护生命的尊严，就是守护那最根本的人性光辉。这，就是我们站在ICU这片特殊之地，必须扛起的重量！」

24小时缺氧对病人来说是一场漫长的窒息，要在查房前预判ARDS发生的风险，在苗头初现时掐灭它……我认为这三个是当前的最大短板

「在呼吸ICU摸爬滚打，管理过很多危重病人，也积累了中山医院自己的经验。我深深感到，我们当前最大的短板，首先就是诊疗的规范化。这听起来简单，病人出现什么情况，该做什么检查、该用什么治疗，按流程来就是了。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我见过太多『走样』的情况：该查的没查，不该查的倒查了；诊疗规范被抛在脑后，凭感觉、凭经验行事。很多时候我们去会诊，发现问题根源往往就是疏忽观察，没有严格执行规范的临床检查流程。举个最典型的例子：病人二氧化碳迟迟降不下来，昏迷好几天，大家焦头烂额。结果呢？一查发现是气管导管的气囊漏气了。500毫升的气打进去，漏出来300毫升，气都跑了，二氧化碳怎么可能下来？这么简单的问题，有时就是被忽略了。所以，规范化操作，严格按照临床诊疗常规来保护脏器功能，这是性命攸关的基石，容不得半点马虎。」

「第二个关键点，是早诊早治，要预判，要主动出击。说实话，我们现在太多时候是在被动应付。查房发现病人发烧了、咳血了、休克了，才手忙脚乱地去查原因、去救火。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准备出院，病人又不行了……就像永远跟在疾病后面疲于奔命，医生累，病人更遭罪！一个病『一波三折』，反复发作，说到底，往往是管理不到位，没有预见性地把问题扼杀在萌芽里。这要求我们医生必须沉下心来，仔细观察病人每一个细微变化。当然，现在有了人工智能辅助，能帮我们快速计算复杂参数、辅助决策，这是个好消息。它能帮我们在短时间内理清一个复杂病例的主要矛盾——今天最紧迫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其实又回到了前面讲的规范化思维。」

「第三点，也是我认为最高境界的，就是预防。如果预防做得好，能避免多少后续的麻烦和痛苦。病人一进ICU，我们就要预判，他的原发病是什么？缺氧了，立刻想办法纠正；保护性通气策略、必要的镇静，该上就上；同时要关注其他脏器，比如腹部胀不胀气？腹部胀气不解决，呼吸机参数怎么调都报警，氧合也上不来。这时候，用点促进胃肠动力的药，甚至是经验证明有效的中药，把胀气解决了，呼吸状况往往能立竿见影地改善。很多问题是环环相扣的，一个卡住，其他都受影响。所以，发现问题必须立刻反应，层层汇报、马上处理，绝不能等。不能等到第二天查房。24小时的缺氧，对病人来说就是一场漫长的窒息。我们要在查房前就预判ARDS发生的风险，要在苗头初现时就掐灭它。」

「在ICU里待久了，会形成一种警惕：用激素超过两周，就要警惕真菌感染；机械通气超过两周，气胸的风险就增加；病人本身有贫血、营养基础差，那胃肠道出血和感染的风险就高……所有这些可能的并发症、合并症，都要提前想到，提前做好预防措施：营养支持要跟上，预防性用药要到位。做医生，特别是重症医生，要『聪明』地做，要有前瞻性，要跑在疾病前面。在问题刚冒头、甚至还没冒头时就处理，代价远比事后被动抢救小得多。」

「我有时去基层医院会诊，看到很多转来的危重病例，追溯原因，往往与早期没做好这些基础工作有关：抗生素使用不合理、关键治疗没及时用上……病情就这样一点点拖重了。送到我们这里时，常常已是回天乏术。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因为缺了什么高精尖的技术或神药。所以，我常常想，提升呼吸衰竭抢救成功率的关键，未必在于追求多么『高大上』的新药或设备（当然研发也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基层广泛推广这些标准化、规范化、以预防为主的基本功。把这些看似基础的东西扎扎实实做到位，ECMO或许都用不上，病人的抢救成功率自然就上来了。说到底，重症医学的核心，是用心去观察，用脑去预判，用规范去执行，把每一个细节做到极致，这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

医学的传承非常重要，我从进入ICU管理病人，刚开始并没有太多经验，很需要老师们的指导，加上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我在呼吸衰竭的救治技术得到了李华德教授、白春学教授和钮善福教授的指点，此生难忘！（从左到右钮善福教授，李华德教授，白春学教授）

专家介绍

宋元林

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上海市肺部炎症与损伤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教委“东方学者”特聘教授。亚太呼吸病学会（APSR）感染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呼吸康复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呼吸病学专科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呼吸预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Clinical Respiratory Journal主编(IF=1.761)，Respirology副主编(IF=6.175)，Respirology Case Reports副主编。

本文完

采写编辑：冬雪凝；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