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语

十年，中日医院呼吸中心从破土、萌芽，到成为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国呼吸学科的重要引领者。在一篇篇亲历者的回望中，有学科领头人的奠基和创业，有中青年医师一步一脚印的扎实成长……在“五四”这个属于理想和奋斗的日子里，《呼吸界》小编与您一起分享那些珍贵的记忆。

王辰院士：《十年，与呼吸中心共赴事业人生》序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曰：“十年磨一剑。”

我等当思：十年转瞬，夫何以成？

2015～2025、2020～2025，中日医院呼吸中心、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建立与发展十年、五年。

我们感慨：十年汇聚，交乳相融，共筑良台，相携而作，于国有奉。

此十年、五年，于中心、于医院、于行业、于社会、于国家、于人类、于历史为一瞬，而于呼吸中心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初历事业的年轻人，却是人生一个关键阶段的定格。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每值要点节点，若不作深思追远，是为心未诚，心未诚则智不至——我辈不应、不敢。心诚则智至、道明。

于是，与呼吸中心同仁共同回顾思考，立此文字，以为心迹。

曹彬教授：“没有团队就没有我个人事业的发展……人在一起不是团队，心在一起才是团队”

2015年-2025年是我从医的第三个十年，与呼吸中心共赴事业人生。

第一个十年，1996年-2006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协和医院）求学和工作，收获最大的是4年严格的住院医生训练，为我当一名好大夫打下了坚实的大内科基础。总住院医生任职经历，担任大内科主任的助手，让我学习到排班、协调会诊、安排住院等最初级的管理经验。救治SARS的经历，让我确定了未来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呼吸道感染。

第二个十年，2006年-2015年，得到时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简称朝阳医院）院长王辰院长的信任，我离开协和医院到朝阳医院工作，从无到有，组建了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实现临床和微生物诊断的捆绑式发展，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艰难的创业过程。改造发热门诊的临时建筑，建设正规的感染科门诊楼；建成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提高全院病原诊断水平；开展全院感染性疾病病原诊断和抗感染药物用药会诊，得到了同事的信任和依赖；建成13张床的感染科病房，满足了疑难严重感染性疾病患者系统化诊疗需要，也为培养感染病诊疗专业人才打下基础；开创了京港感染论坛这一国内有影响力的品牌学术论坛。这十年，既是我个人专业能力提升的十年，也是科室成长的黄金十年。作为科主任，履行管理者的职责，我体会就是指明方向，每一步都很难但是又有希望，我带领大家一起克服困难，努力往前走。

第三个十年，2015年-2025年，在时任中日友好医院（简称中日医院）院长王辰院长的感召下，我来到中日医院工作，担任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CCM）二部主任。对我，这是第二次创业。科室医生团队年青，护士团队是从各个科室抽调的。我带领同事们到急诊会诊，到兄弟科室会诊，逐渐赢得了全院同事的理解和信任，PCCM二部门诊和病房工作逐渐步入正轨。

王辰院士高瞻远瞩，提出PCCM科规范化建设和人才规范化培养的理念，并指出“定局之举”是推行PCCM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专培）。十年前，PCCM专培在中日医院落地并不容易，PCCM专培需要统一的培训教材，实行专培学员在PCCM科内和兄弟科室（急诊、ICU、麻醉）统一轮转，也需要统一的绩效标准。因为刚开始PCCM有五个独立核算的科室（部），PCCM专培克服重重困难，在王辰院士的亲自指导和部署下，PCCM专培在磨合中逐渐落地和规范起来。

2022年3月，在王辰院士的亲自推动下，PCCM五个部在形式上整合成一个科室，每周召开PCCM核心组工作会，PCCM科重大事项采取集体讨论，民主决策。PCCM科整合后，统一排班，更加有利于主诊医师负责制的落地；更加有利于医教研工作的统筹开展；更加有利于PCCM专培和专修教学工作的开展；更加有利于门诊工作和急诊、危重症病人收治的统筹安排。

中日医院呼吸中心以PCCM科为主体，还包括胸外科、肺移植科、中西医结合肺病科、呼吸实验研究部以及呼吸系统疾病诊疗相关平台科室。为了更加高效管理呼吸中心，呼吸中心主任王辰院士亲自谋划，设置了综合管理办公室、科研管理办公室、教育管理办公室和对外交流合作办公室，每个办公室都有专人负责。呼吸中心各项工作顺畅运转，医教研各项工作高效开展起来。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培养了管理人才。在这期间多个国家级平台落户在中日医院，包括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国家临床研究中心、国家临床研究质控中心、医科院呼吸病学研究院、国家重大传染病救治基地等。中日医院呼吸学科社会影响力、知名度和科研能力稳步提升，复旦排行榜和STEM排行榜稳居专科第二名。

2019年底作为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临床救治专家组成员，到武汉参加抗疫工作，和王辰院士和中日医院同事们一起奋战四个月，抢救危重症患者，开展重症新冠临床研究。期间还见证了王辰院士在武汉提出并建设方舱医院，为打赢武汉保卫战做出贡献。

十年时间，一晃而过，我已经进入五十不惑的年龄。过去十年，我和中日医院呼吸中心一起成长，很幸运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为这个团队的一点一滴进步骄傲和自豪。没有团队就没有我个人事业的发展，十年前，当我离开朝阳医院到中日医院应聘的时候，我说“人在一起不是团队，心在一起才是团队”。过去的十年，我见证了团队所有人心在一起，为团队的成功而努力奋斗。

我相信，明天会更好。

黄絮医生：“10年来我的成长可以说和呼吸中心息息相关……从一名普通的ICU医生蜕变为呼吸重症背景的MICU医生，我的治疗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在呼吸中心的医生中应该算是个特殊的存在，虽然毕业分到了呼吸科，中途又干了10年ICU，然后，好马也吃回头草，这十年又回到了呼吸领域。

前十年当ICU医生，收治了很杂的内外科患者，长了很多很杂的本领，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应付危重症患者了。但是回归呼吸的这十年，认识了更广阔的世界，才更加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局限。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前几天值班，转来一位肺动脉高压，肺心病，呼吸衰竭和休克的年轻女患者。刚来几个小时就出现了危及生命的低血压，50/30mmHg，紧急和同事一起上了VA-ECMO，还没等建立ECMO患者就心跳骤停了，于是变成了ECPR，好在过程顺利，很快建好了VA-ECMO，患者心跳也恢复了。之后虽然这个患者并非在我的医疗组，但我一直比较关注她，也经常和主诊医师讨论她的病情，实时关注她的病情变化，比如她在VAECMO支持下迅速做了腹腔肿物的超声内镜活检，确诊了胃印戒细胞癌，迅速上了化疗和免疫治疗，也很快确认了肺动脉高压的原因是肺肿瘤性血栓性微血管病PTTM. 也大胆的进行了清醒ECMO的尝试。 1周后患者顺利撤除VAECMO，再看到患者，已经不吸氧氧饱和度100%，血压也不需要任何升压药物，心脏超声之前膨大的右心也恢复原状了。这种惊心动魄的抢救和奇迹般的治疗效果放在10年前我当ICU医生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10年前，我连PTTM都没听说过，这个患者的肺动脉高压很可能无法分析出病因；10年前，遇到这样危及生命的肺心病相关休克，除了升压药，我可能束手无策；10年前这样危重的患者，又有哪个医生敢于给她做超声内镜的腹腔肿物活检而第一时间确认原发病呢。

10年来我的成长可以说和呼吸中心息息相关。我从一名普通的ICU医生蜕变为呼吸重症背景的MICU医生，我的治疗理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为患者做“支撑”的角色变成找到患者要“塌房”的原因，支撑的同时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原发病，治标也治本。在寻找原发病的过程中遵循“无所不用其极”的原则，因为深知寻找原发病才能最终治愈患者，所以会给氧饱和度80%多的无创患者做气管镜，给ECMO患者做肺活检，做CT，做长途转运。这种“大胆”有时甚至是“疯狂”的做法其实是我的带头人詹庆元教授交给我们的。ICU患者的治疗，绝不同于普通病房，可以等，ICU的医生，需要做点什么，需要不断尝试，需要敢于创新。我想这也是中心的精神之一，不拘泥，不因循守旧。

中心大查房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内容之一。虽然号称是呼吸出身（我的硕士是呼吸专业），但是由于住院医期间轮转呼吸时间短，我的呼吸底子很薄弱。有了中心大查房，让我见识到了各种呼吸系统的疑难杂症，见识到了各位大咖的学识，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我也很珍惜大查房的机会，每一次都会做认真的笔记，同时还会查阅文献，希望能够尽快的把呼吸领域的知识盲区补充起来。同时大查房也是“神仙打架”的过程，大家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百家争鸣，也让我思路大开，有时颇有“原来如此”“还可以这样”的感悟。

科研一直是我“既怕又恨”的东西。因为一直缺乏系统的科研训练，所以只要提到科研，我必定要退避三舍。但是加入了呼吸中心后，从开始的胆怯拒绝，到后来的被逼无奈，再到从临床中发现问题提炼问题转化为课题的反复训练，不知不觉我已经慢慢地走上了临床+科研的道路。不得不说科研的道路充满荆棘和艰辛，经常是90%的时间在痛苦的思考和实践，但是没有严苛的科研训练，不仅个人难以成长，呼吸中心这艘大船的航行速度也会大打折扣。同时如果没有呼吸中心的托举，我可能到现在也只是一名看病的“医匠”。

呼吸中心是一个大家庭，其中家长们的一言一行对于中心的家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严谨的治世态度，精湛的医术还是悲天悯人的仁心都在无形中影响到了我，以及我们。作为中心的一份子，我既希望呼吸中心这艘大船能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也希望我在这艘大船的带领下到达理想的彼岸！

崔晓敬医生：从最初的手足无措到如今找到诸多可深耕的“小事儿”……我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

我自2013年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八年制毕业，获内科学博士学位，即入职于中日医院呼吸科。回想当时作为一个“小大夫”的懵懂和迷茫，再看十二年后成熟、自信的自己，由衷觉得，如果不是赶上了呼吸中心这个国家队的建立和十年的飞速发展，我不能想象，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我的职业状态，是否还能如现在这般踏实、自豪。

2014年11月我们7个刚刚住培完毕的医生被召集开会，时任院长的王辰院士亲自与我们谈话，那是我第一次听闻PCCM专培，以我当时的专业认知，我远不如现在这般理解开展专培的深意。起初我只能类比理解——这好比是专业的二阶段培训，那这确实不错。我们七个人，作为中日医院第一批专培学员，得到了王院士、乔人立老师、曹彬老师、代华平老师、詹庆元老师、万钧老师、杨汀老师、刘国梁老师等大咖和前辈的悉心培养，他们戏称我们是“七龙珠”，足见对我们的期待和重视。如今想来仍觉珍贵，曹老师、万老师能每周抽出时间，陪我们一起病例讨论打磨临床思维，还邀请了诸多领域的顶尖专家为我们理论授课。我印象最深的是请到了主持大庆研究的李光伟教授，他详细讲述了大庆队列研究的实施，和该成果对于2型糖尿病的重要干预启示。当时有个别同事心存疑虑，住培结业后本可当主治医师了，为何还要进行培训，对比其他医院的同辈、同学，收入偏低，甚至动摇了专培的决心。为了落实我们的绩效工资，让大家安心学习和工作，科里领导一遍遍跟院内各职能部门协调沟通。说实话，我如果从私心来看，是不能理解老师们的付出的。他们早已是业内权威，但为了更系统的培养我们，进而向全国推广PCCM专培，却甘愿耗费大量精力时间，这远比带研究生发几篇论文来得“费力不讨好”，对个人而言毫无直接利益可言。但从行业、从国家、从人民的健康出发，我就理解了他们的付出，理解了王院士呕心沥血的引领、呼吁、推进。他开玩笑的说，为了这个事儿，给不少VIP或VIP家属看过病。

我专培毕业前后，正赶上王院士在我院推行“主诊医师负责制”，打破了以往职责与权利不清晰的状态，由主诊医师全权负责。专培结业通过后，科里认为我们就能够做“主诊”了（这是对我们莫大的信任和鼓励）。很快我就当上了医疗组的主诊医师，由曹彬教授监察我。在做主诊医师期间，我就感受到了专培期间的学习对我临床工作的独立开展的巨大助力。我的知识、技能等临床经验在做主诊医师的几年得到了快速的积累和提高。2017年，曹彬老师问我，你计划做什么研究方向？对分枝杆菌是不是感兴趣？我回答我感兴趣，因为结核病太千奇百怪了，我觉得学会了这个病，就懂了大半个内科学。也是这一年，我才接触到王辰院士倡议的“结核病学和呼吸病学回归”的理念。我收到一项任务，从历史渊源梳理两个学科的关系，旨在为当前的结核病防控局面再贡献科学的、合理的改革策略。我查阅了很多旧文献，我国结核病发病率从解放前的“十人九痨”降至如今的60/10万/年的发病率，根据当时的实际和条件，几经调整抗痨策略，这中间许多前辈专家既是呼吸病学家，又是结核病学家。两个学科可谓互相成就，深度融合，时至今日的割裂，有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已经开始影响学科的发展和结核病防控工作的开展。但这个观点受到了结核同道的警惕。

此后我就把研究聚焦在了分枝杆菌上。但我不知道从何处入手，呼吸中心的多位前辈甚至是其他单位的老师，像王黎霞老师、高磊老师，都多次关心指导我，说想想综合医院能发挥什么样作用，怎么去提高综合医院的结核病发现能力。曹彬老师曾带我申报北京市科委关于结核病防治关口前移的课题，后来我在医科院创新工程课题、中日医院高水平医院课题的支持下，逐渐开展了一些关于结核病早期发现方面的研究，如评价不同标本组合、检测组合的价值，主动发现的可行性，X线和CT影像的AI诊断等。关于综合医院的结核病早期发现、高危人群预防性治疗等国家级指南共识的制定，都有我作为呼吸中心的一员去参与。去年，我们频繁听到舌拭子用于TB诊断的研究，我和我带的硕士生讨论后，觉得有必要以无痰患者为研究人群评价这个技术，因为有痰的患者也没必要去用拭子，所以给他敲定了研究生阶段的课题，目前已入组了一半多人群，结果与我们预想的一样，其实无痰患者舌拭子也不行，当然这个结论会不会被接受，还需要后面的验证。去年在曹彬老师的帮助下，我也拿到了四大慢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课题，我们计划做MAC肺病的新方案评价和防复发中医药方案研究，目前已经在患者入组阶段了。从最初的手足无措到如今找到诸多可深耕的“小事儿”。在呼吸中心的平台上，我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

其实不止是临床和科研工作，呼吸中心一直提倡一种文化，王院士常嘱咐大家要细心、关注细节，要质朴，要脚踏实地，要根扎在土里，唯恐我们“飘”起来。曹彬老师说“人在一起不是团队，心在一起才是团队”。其实他们对我还有很多未能凝练成警句的影响，比如真正的谦虚的而不是高傲的俯视的去理解病人的疾病、经济压力、心理负担，比如去做一些真正基于临床需求的科研，而不是高大上的、故弄玄虚的表面文章，比如对下级医生对学生要毫无私心的而不是有所保留的去指导和帮助，再比如对于“价值”二字的理解，应超越金钱，指向更宏大更高尚更纯粹的生命价值，等等。

我工作的12年，重叠了呼吸中心10年的发展历程，这份幸运使得我一毕业就能再次站在“导师”身边，在一个高起点的平台上，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成长机遇。未来，我想，我也要以“公心”出发去继续工作，我也该回馈平台了。

本文封面由王诗尧医生拍摄：2016年10月深秋早晨的阳光

本文完

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