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那边是什么……那些尚未被回答、却值得持续追问的问题,正是下一次出发的理由——2026 ATS见闻录
来源: 帅府园论坛 6 天前


2026年5月15日至20日,美国胸科学会(ATS)国际会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


图1-1 2026 ATS会场,奥兰多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


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徐凯峰教授、田欣伦教授和刘雅萍教授团队的一员,我有幸参加了此次会议。团队关于CFTR p.G970D变异表型评估及治疗探索入选ATS Poster Discussion环节,我作为报告人围绕罕见遗传性肺病囊性纤维化(Cystic Fibrosis, CF)的新型治疗策略进行了展示与交流。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ATS。横跨太平洋的十多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想:海的那边是什么?


读研以来,我参加过几次国内的CTS会议,也经历过壁报展示和口头汇报。对于学术会议的基本形式,我并不陌生,但ATS对我而言依然充满新鲜感。我好奇海的那边,人们如何讨论科学问题:面对同样的疾病,他们会从什么角度思考;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又会如何看待同一个现象。


图1-2-2026 ATS会场内部


患者论坛:获益之后,是研究的新起点


我参加的第一场活动并不是学术报告,而是一场面向研究者与患者群体的交流论坛——Public Advisory Roundtable Patient Experts Forum。我和同组的李欣遥师妹共同开展肺泡蛋白沉积症(Pulmonary alveolar proteinosis,PAP)相关研究,凭借出色的研究工作,她获得了该论坛的资助,我也因此有幸一同参与。当天讨论的主题包括药物再利用(drug repurposing)和补充治疗(complementary therapy)等内容,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名叫 Steve Park 的PAP患者的经历分享。


Steve Park来自科罗拉多州,确诊PAP后,他经历了长期缺氧、持续吸氧以及频繁的全肺灌洗治疗。病情最严重时,他先后接受了44次全肺灌洗,平均每六周便需要接受一次治疗。频繁住院、反复感染以及看不到尽头的治疗过程,一度让他陷入抑郁与绝望。在当时,肺移植几乎成为他最后的选择。


转机来自GM-CSF治疗。经过多次尝试和剂量调整后,他逐渐摆脱了长达1880天的持续吸氧状态,并最终恢复正常生活,如今的他不仅长期参与患者组织工作,也成为了ATS公共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患者、医生和药企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他在PPT上写道:“I am symptom free with no limitations.”


看到这句话时,我感受到了远比看到某项指标改变具有统计学意义更直接的震撼。从长期依赖氧疗、反复接受44次全肺灌洗,到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这短短几个单词背后,是二十余年的疾病抗争与坚持,更展现了一种治疗策略可能带来的巨大改变。


我们总会把这样的故事称作“奇迹”,但奇迹从来不是凭空降临的,它背后是患者的坚持,是研究者持续不断的探索,是临床医生和药企一次次的尝试与积累。所有这些努力,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愿望:希望这样的奇迹,不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Steve接受治疗所使用的Leukine(sargramostim)本质上是一种重组人GM-CSF。它最初于1991年获批用于白血病及骨髓移植患者,后来又被用于放射损伤治疗。对于PAP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药物再利用案例,随着疾病机制研究的深入,人们重新发现了这款老药的新价值。然而,药物再利用远没有想象中简单。Steve在分享中提到,早期PAP患者几乎没有现成的循证证据可供参考。药物是否有效、剂量如何确定、采用注射还是吸入给药、长期安全性如何评估,几乎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他本人也亲身经历了这一过程,从早期高剂量治疗效果不佳并伴随明显不良反应,到在不断调整剂量与给药方式后,他才逐渐找到相对合适的治疗方案。而Steve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罕见病治疗面临的共同挑战,由于患者人数有限,开展传统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往往十分困难,资金投入、患者招募以及产业支持等方面也面临诸多限制。对于许多罕见病而言,完全依赖新药研发往往意味着漫长的等待。正因如此,基于疾病机制重新审视已上市药物,探索其在新适应证中的应用,成为一条值得重视的路径。它或许无法替代创新药研发,却有机会为部分患者更早带来治疗选择。


中国研究者也在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2022年,《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雾化吸入治疗自身免疫性肺泡蛋白沉积症的专家共识》发布,为规范我国GM-CSF雾化吸入治疗自身免疫性PAP的临床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然而,目前这一治疗策略仍处于证据积累和临床推广的阶段。Steve的经历展示了这种治疗策略可能带来的巨大获益,但与此同时也提醒我们,许多机制和临床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解答:为什么他能够获得如此显著的改善?最佳给药方案和治疗时机又是什么?这样的疗效能否在更多患者中复制?哪些患者最可能从治疗中获益?不同患者疗效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从个体患者的成功案例到形成更广泛、更可靠的临床证据,仍需要持续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以及多方协作共同推动。转化医学最困难的部分,不只是发现新的靶点,而是让这些发现真正走向患者。


图2- PAP患者、美国PAP基金会患者关系事务处副主席Steve Park在分享自己经历的末尾时如此鼓励大家


Poster Discussion:问题的提出和拆解


如果说PAR Patient Experts Forum让我思考的是一项治疗策略如何真正走向患者,那么后续参与Poster Discussion则带给我另一种更原始的启发:科学问题究竟是如何被提出和拆解的。


团队关于CFTR p.G970D变异表型评估及治疗探索的研究入选ATS Poster Discussion环节,我作为报告人,在展板前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介绍这项工作,也第一次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生态中,感受到“提问”本身的力量。


图3-参会课题组成员们在海报前合影


这个环节和传统壁报展示不太一样,它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是海报展示与自由交流,后半段是集体讨论。形式看似简单,但实际节奏非常紧凑,交流在不断的提问与回应中快速推进。


在海报展示阶段,我和研究者围绕展板进行自由讨论,来自不同方向的学者不断加入交流:有从事CF临床研究的、有关注罕见遗传性肺病基因治疗的、有构建动物模型的,也有从气道纤毛功能恢复角度切入的研究者。同一个研究,在不同背景的研究者那里,会被拆解成完全不同的问题:有人关注药物能否穿透气道黏液屏障,有人聚焦药物在气道中的递送效率与靶向性,也有人追问不同动物模型(小鼠、雪貂、人源细胞)之间的可比性和局限性。


图4-和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围绕展板进行讨论


后半段的集体讨论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问题的流动性。每位研究者用约一分钟介绍自己的工作后,整个会场开始围绕若干共同主题展开讨论。主持人不断抛出问题,听众也会走到麦克风前发言,甚至直接在座位上提出质疑。在Poster Discussion里,没有人刻意提醒“我们进入机制讨论”,也没有人说“接下来讨论临床意义”,问题本身在对话中不断向前推进。


图5-ATS Poster Discussion集体讨论现场


随着讨论不断深入,我发现不同课题背后其实对应着不同层次的提问方式。


第一种提问:把结果拆成路径


我们所在的场次主题为气道生物学与肺免疫,讨论首先从技术细节展开。在基因治疗相关的议题里,观众的问题都非常直接:药物递送的目标细胞应该是什么?递送载体是否能够真正到达目标细胞?如何提高组织靶向性?非特异性分布会带来怎样的生物学影响?这些问题高度具体,几乎可以直接对应实验设计,也是当前基因治疗面临的关键技术瓶颈与核心挑战。


原本从“给药→临床指标改善”的路径,像是站在山脚仰望被浓雾遮住的山顶,只能看到结果,却看不清中间结构,而当问题被逐层拆解后,路径变得具体而清晰:药物是否到达靶细胞→蛋白功能是否恢复→气道黏液水合状态是否改善/纤毛清除功能是否恢复→最终肺功能指标是否改变。一个看似简单的临床终点,被拆解成了一系列能够被验证的问题。从给药到获益之间,并不存在一次跨越,而是由许多个需要被逐步回答的问题连接而成。


第二种提问:把背景变成问题


基因治疗的讨论结束后,话题转向了第二个主题mucus plugging(黏液栓塞)。


一个近乎习以为常的现象被重新提出:为什么同一种疾病中,支气管的不同区域会出现差异显著的黏液聚集:有些区域明显堵塞,而另一些区域却相对正常?随后有研究者进一步追问,这种空间异质性是否来源于局部细胞组成与微环境差异,是否与局部低氧状态或炎症程度有关,又是否意味着我们过去对气道病理生理的理解过于“平均化”。


对我而言,真正有启发性的并不是“黏液分布存在差异”这一事实,而是我忽然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其实一直把它当作背景,而不是问题。过去看影像时,我的反应往往只是“这里堵了”,而不是“为什么偏偏堵在这里”,更很少继续追问:哪些因素决定了这种差异?它又能否被量化和验证?而在讨论中,这些原本被习惯性接受的事实被重新拆开审视。从局部微环境到细胞组成,从低氧状态到炎症反应,一个看似平常的观察背后逐渐延伸出一连串新的问题。


原来有些现象之所以长期停留在“现象”,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我太习惯它们的存在,或许科研训练的重要部分之一,就是对那些习以为常的事实始终保留追问的习惯。


第三种提问:把现象变成变量


另一场关于特发性肺纤维化(IPF)的讨论,则展现了第三种思路。IPF中男性患者更多见,这是领域内几乎默认的事实,但讨论并没有停留在“知道这个现象”,而是继续追问:这种差异究竟来自哪里?是性激素水平的影响,还是性染色体本身的作用?两者是否相互独立?又如何共同塑造肺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于是研究者利用Four Core Genotypes(FCG)小鼠模型,将生物学性别进一步拆解为性染色体构成(XX或XY)和性腺激素环境两个维度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肺纤维化易感性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男性或女性,而是受到性染色体与激素环境共同作用的影响。


对我而言,更有启发性的并不是研究结果本身,而是研究者拆解问题的方式。一个“男性患者更多见”的观察,原本只是流行病学现象,当它被进一步拆分为性染色体、性激素、受体信号以及下游纤维化通路时,一个模糊的临床印象才逐渐转变为可以被验证、被量化、被解释的科学问题。这种将复杂表型进一步拆解为多个生物学维度的思路,也为理解其他存在明显性别差异的肺部疾病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四种提问:什么问题值得被研究?


在讨论延续的过程中,主持人有时会抛出一些更宏大的问题:在你所研究的领域里,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例如,气道黏液栓塞的始动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


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停留在具体实验层面,而是直接指向研究本质。我意识到自己以往更习惯于关注如何回答问题:实验怎么设计、数据怎么解释、结果如何验证,而很多PI关注的是另一个层面:这个问题为何值得被提出?


如果说在海报展示阶段,我更多是在解释自己的研究,那么在集体讨论被主持人追问的阶段,我更像是在不断被迫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你为什么研究它?它在整个领域中的位置是什么?真正的核心机制又在哪里?这些问题往往比任何技术细节都更难回答。它要求的不只是对单一课题的理解,而是对整个研究领域的贯通式把握、对最新进展的持续更新,以及对研究意义本身的不断校准。


追问永无止境



回头看这次ATS,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结论,而是一种看待科学问题的方式。在Patient Experts Forum上,我看到患者如何理解疾病与治疗,也直观地感受到研究工作的意义所在,那些写在论文里的机制、靶点和临床指标,最终都会落到一个个真实的人身上。在Poster Discussion中,我看到研究者如何拆解问题、追问机制;而在与不同PI的交流里,我又不断被提醒:比起如何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先想清楚,什么问题值得被回答。患者让我们看见研究的意义,研究者让我们理解疾病的机制,而领域的引领者则不断思考未来的方向。不同视角之间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从科学发现走向患者获益的完整链条。


这里的学术氛围也非常打动我。无论是海报展示还是Discussion,总会有人认真驻足、认真倾听、认真提问。很多时候,对方未必来自同一个研究方向,未必能立刻给出答案,但他们愿意花时间理解你的工作,并与你一起思考问题,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它会让人觉得,自己的研究是被看见的,是有价值的。也正是在一次次交流中,我逐渐放下最初的紧张和胆怯,开始尝试主动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动参与讨论,而不只是等待别人提问。


图6-ATS Poster展示与讨论现场十分热闹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种开放、友善和尊重背后,或许源于对提问本身的珍视。许多问题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回答;有些问题最终也许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方向;还有一些问题,或许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但这并不妨碍人们继续提问。很多时候,推动科学向前的并不是答案,而是那些不断被提出、不断被修正、不断被重新定义的问题。



我又想起出发前那个问题:海的那边是什么?


来到ATS之前,我以为海的那边是更先进的技术、更前沿的研究,或者更宏大的学术舞台,而当我真正来到这里时,却发现“海的那边”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这里有患者的顽强坚持,有研究者为了一个机制反复验证无数次实验,也有临床医生和企业不断尝试——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从事哪个方向,大家面对的其实是同样的疾病,期待的是同样的奇迹——ATS只是一个缩影。在会场里,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和口音的研究者围绕同样的问题争论、合作和思考,科学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实验室的孤独探索,而是一场跨越地域与时间的接力。



让我感动的是,在这场接力中,我看到了许多中国研究者的身影。


一代又一代中国研究者克服语言、资源、平台与信息差带来的种种限制,一步步走到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心,那些过去只在论文作者栏里见过的名字,如今正在面前平等地交流、共同讨论。所以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地球是圆的,海的那边,也是这里。


能够站在ATS的会场里,能够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介绍自己的工作,我知道这些经历并不仅仅属于我自己。Trapnell教授愿意停下来交流,不只是因为我汇报了这张Poster;许多研究者愿意认真讨论,也不只是因为几分钟的讲解,他们看到的,是这项工作背后很多年的积累,是徐老师、田老师、刘老师以及课题组老师和伙伴们长期坚持搭建的平台,一次次试错、一次次积累后留下的成果,我只是有幸参与其中,也有幸站在他们已经铺好的道路上继续向前。


图7-和Bruce C. Trapnell教授讨论课题


科研从来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旅程,许多努力,才能构成一次奇迹的降临;许多人的坚持,才能换来后来者看似轻松地向前迈出一步。


这次ATS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新的知识、新的视野和新的问题,而更像一种鼓舞。让我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也让我愿意带着这些问题、这些思考和这些感动,回到出发的地方,继续向前辈们靠近:对习以为常的现象保持好奇,对看似确定的事实保留质疑,对已有的答案保持追问。



科学从来不是一场寻找标准答案的考试,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追问,而那些尚未被回答、却值得持续追问的问题,正是下一次出发的理由。



大海广阔如斯,追问永无止境,下一次出发,正从这里开始。


图8-课题组参会成员合影


作者介绍


陈俏灵

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读博士,师从田欣伦教授。


导师介绍

田欣伦

主任医师,北京协和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中华医学会呼吸分会感染学组委员;中国罕见病联盟呼吸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罕见病分会理事;美国NIH呼吸罕见病学者;美国Cincinnati儿童医院医学中心肺部转化医学中心访问学者;美国Mayo Clinic呼吸及危重症科访问学者。


本文转载自“帅府园论坛”

原链接戳:海的那边是什么——2026 ATS见闻录


* 文章仅供医疗卫生相关从业者阅读参考


本文完

责编: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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