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呼吸病学（Onco-Respirology）是聚焦肿瘤本身、肿瘤治疗以及呼吸系统共病所引发的各类呼吸系统问题的交叉学科。本文以呼吸学科发展的视角，围绕“起源——现状——未来”这一主线，系统梳理肿瘤呼吸病学从“重症肺癌”之“癌肺同治”理念的提出，到肿瘤呼吸病学三大领域初步成形，再到以国际学会成立为契机促进学科发展的历程。

一、起源：“重症肺癌”之“癌肺同治"

1. 学科建设背景与肺癌亚专业定位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呼吸学科的发展方向成为学科建设的重大命题。就呼吸科肺癌亚专业而言，其发展定位需要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加以明确：呼吸科不具备外科手术和放射治疗设备，也难以在肿瘤药物临床研究领域与肿瘤科并驾齐驱，因此必须在呼吸科擅长的内科领域，发挥学科优势，开展差异化诊疗。

2016年，笔者担任肺癌亚专业学科带头人时就提出，“走呼吸科特色的肺癌诊疗之路”的方向，即以呼吸学科特色为根基，同时“融入全国乃至全球肺癌多学科诊疗（MDT）大家庭”。在学科建设方面，围绕肺癌诊断、治疗以及研究三个关键环节，以建设完善的临床资料及生物资源库为基础，运用各种前沿的技术平台及分析技术，不断深入探寻与肺癌发生、发展相关的机制及关键环节，研发新的药物和应用技术，并将研究成果有效地转化到肺癌临床，尤其肺癌早诊早治的个体化综合处理之中，最终达到不断降低肺癌发病、改善肺癌患者结局的目标。

2. 晚期重症肺癌概念的提出

2012年，笔者提出“晚期重症肺癌”的概念，在临床实践中，早期探索最早针对需上呼吸机的小细胞肺癌（SCLC）患者开展抢救性化疗。基于SCLC初治化疗有效率可达70%~80%的生物学特性，对此类危重患者给予化疗，约有七至八成机会能够控制肿瘤、使患者脱离生命危险。此后，随着非小细胞肺癌（NSCLC）进入靶向治疗时代，患者可行组织活检明确基因型并经鼻胃管给予靶向药物，必要时联合体外膜肺氧合（ECMO）支持，多数患者可获逆转，且逆转后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如ALK融合阳性患者存活五年甚至十年完全可行。

对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状态（PS）评分处于2到4分之间的ⅢIB～Ⅳ期NSCLC患者，临床常见原因包括：并发症所致（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等），以及原发病所致（如恶液质、肿瘤压迫等）。针对此类患者，笔者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治疗理念：其一，主张“癌”“肺”同治，凭借呼吸支持、抗感染、防止血栓等优势开展治疗；其二，认识到PS评分具有“可逆性”和“波动性”；其三，化疗药物亦可“升”“降”级使用。为便于呼吸科医生掌握化疗给药逻辑、降低认知门槛，笔者将化疗药与抗生素进行类比：化疗药是针对真核生物的抗生素，抗生素是针对原核生物的化疗药。周期特异性化疗药针对细胞增殖周期特定阶段起效，参照时间依赖型抗生素分次给药（如第1、8、15天，每周1次）；周期非特异性化疗药直接杀伤处于增殖状态的肿瘤细胞，参照浓度依赖型抗生素单疗程一次性足量给药，如铂类、烷化剂。借助呼吸科医生已有的抗生素使用经验，可快速掌握化疗给药的逻辑。

3. 重症肺癌概念3.0版与首版国际共识

由笔者发起，五大学科共87位国内外权威专家共同参与制定和编写的《重症肺癌国际共识（第一版）》于2021年正式发表，这也是国际上第一部重症肺癌共识。在该共识中也形成了重症肺癌概念3.0版——指因各种急/慢性合并疾病，或肿瘤本身原因，或治疗不良事件所导致的患者PS评分阶段性地处于2到4分之间，但是存在极大可能性，通过动态精准检测，结合现有生命支持技术和肿瘤治疗手段协同处理后，得到生存获益和（或）PS评分改善的肺癌患者。该定义强调了三方面诱因，即肿瘤本身、合并疾病与治疗不良事件，同时强调患者具有“可逆性”这一特征，需与终末期无逆转可能的患者严格区分，对于有救治价值的患者应积极予以抢救。

4. 重症肺癌的社会认可与概念衍生

重症肺癌理念提出后，逐步获得肿瘤科、胸外科等多学科专家的广泛认可。2024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重症肺癌专病联盟成立，成员单位已超过200家。随着创新肿瘤药物疗效的不断提高与药物可及性的提升，肿瘤患者的诊疗逐步向基层延伸，而肿瘤相关并发症的处理则更多集中于高级别医院，肿瘤专科医院亦逐渐意识到并发症处理的重要性，重症肺癌“癌肺同治”的诊疗价值由此进一步凸显。

重症肺癌概念进一步衍生出“肿瘤重症医学”这一方向，并扩展至重症肝癌、重症肠癌、重症胃癌、重症肺癌等各类肿瘤。不仅肺癌存在重症，所有肿瘤均可能出现重症状态，且这类重症在呼吸科最为常见。2024年3月，肿瘤重症专委会在广东省医师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该方向的组织化推进。

二、现状：肿瘤呼吸病学三大领域初步成形

1. 肿瘤本身导致呼吸系统损伤

肿瘤本身可直接导致多种呼吸系统并发症, 加重疾病负担并导致预后恶化。常见并发症包括中央气道阻塞、恶性胸腔积液、气管食管瘘、肺栓塞、上腔静脉阻塞综合征以及阻塞性肺不张等。不同原发肿瘤所致并发症的发生率存在差异(表1)。

表1 不同原发肿瘤所致呼吸系统并发症的发生率

就发病机制而言，肿瘤转移至肺部是常见途径，其中肺癌最为常见，食管癌、乳腺癌等亦可转移至肺部。即使肿瘤未转移至肺部，部分肿瘤仍可通过全身性影响导致呼吸系统问题，如胰腺癌等高凝状态易诱发血栓栓塞，同样属于肿瘤本身所导致的呼吸系统损伤。

2. 老龄化背景下的肿瘤多病共存趋势

人口结构正发生不可逆转的老龄化转型，而癌症是高度年龄依赖性疾病，老年肿瘤患者中多重合并症已成为常态。人口老龄化正在将肿瘤诊疗推入“高发、高共病、高复杂度”的新态势。在肿瘤患者合并的众多共病中，呼吸系统共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肿瘤患者COPD共病率高，且合并COPD可显著提高肿瘤患者的死亡风险；然而，中国单中心住院肺癌患者中COPD的诊断率偏低，超过90%肿瘤患者的COPD未被识别，呈现“高发、高危、低识别率”并存的局面。临床中常出现只关注肿瘤而忽视呼吸系统慢病的诊疗误区：在靶向、免疫及抗体偶联药物（ADC）、双特异性抗体等治疗使肿瘤患者生存期显著延长的今天，若不治疗合并的COPD，患者可能并非死于肿瘤，而是死于COPD。

针对肺癌合并慢阻肺（LC-COPD）这一重要临床场景，2023年8月30日发表了《肺癌合并慢阻肺病诊断与治疗国际专家共识》。该共识国际专家小组由肿瘤学、呼吸医学、放射学、介入医学和胸外科专家组成，国内外共111位专家对LC-COPD相关现有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分析，经深入讨论，小组就17项建议达成共识，70%以上的成员投票同意加强LC-COPD的管理并优化这些患者的护理。共识强调在LC-COPD的管理中以患者为中心和个性化的治疗。

在此基础上，团队正在开展前瞻性研究，评估合并COPD的肺癌患者在常规吸入激素或支气管扩张剂治疗下对免疫治疗的影响，并尝试设计能够到达外周气道的吸入性药物，以期预防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尤其是免疫性肺炎的发生。

3. 肿瘤治疗相关呼吸系统损伤：生物制药时代的临床新挑战

肿瘤治疗正加速迈入生物制药时代，药物毒性谱随之发生转变。全球新兴生物制药公司承担的肿瘤学试验占比逐步上涨超过53%，中国公司发起的肿瘤学试验全球占比从十年前的5%飙升至39%。随着治疗方式的演变，药物相关肺毒性显著增加，药物相关性肺损伤已成为新药临床试验中的关键安全性挑战。多种新型抗肿瘤药物均可引起肺损伤，如Tarlatamab联合YL201（B7H3 ADC）与PD-L1抑制剂联用、Ifinatamab deruxtecan（B7-H3 ADC，Ⅲ期研究暂停）、ZL1310（DLL3 ADC，Ⅰ期研究需密切监测）等；HER2 ADC（Trastuzumab deruxtecan）以肺损伤高发生率著称。

肿瘤治疗相关肺损伤的临床危害日益突显，其重症率、死亡率明显超过其他器官组织毒性。免疫治疗相关肺损伤的死亡率高达26.3%；在ADC相关致死性不良反应中，药物相关性间质性肺病（DLI）占比最高。多种药物均可引起肺损伤，报告病例数10年间增长195%，相关研究数量10年增长127%，抗肿瘤药物是诱发肺损伤最主要的药物类别。肿瘤治疗相关呼吸系统损伤已成为生物制药时代的新挑战。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近十年住院患者构成比数据显示, 呼吸科住院肿瘤患者数量单中心10年间增长约10倍, 同时, 非肺癌患者住院病例数也显著增加, 其中2018年增长最快, 与当年中国免疫治疗的元年意义相符; 非肺癌患者进入呼吸科, 多是为处理肿瘤所致呼吸系统问题, 包括肿瘤本身相关并发症或药物相关肺损伤。

对肿瘤治疗相关肺损伤，笔者团队提出了个体化精准诊疗流程，见图1。

图1 肿瘤治疗相关肺损伤个体化精准诊疗流程图

分型与分期原则的提出有其充分的临床依据。与心脏毒性多属单纯药物性损伤、激素冲击后大多可缓解不同，肺损伤因肺与外界相通、易合并感染，激素冲击后常出现短暂好转后一周再次加重，且不少患者在冲击前已合并感染。据此，笔者团队将肺损伤分为单纯型、混合型和诱导型。其中诱导型由病毒、真菌等微生物诱发免疫过度激活所致，当找到明确诱因时，激素联合短期抗微生物治疗（如抗真菌治疗仅需1~2周）即可取得良好效果，无需长期给药。分期方面，多数肺损伤在两个月后进入慢性期，此时长期大剂量激素仅会加重感染，应转为呼吸科擅长的抗纤维化治疗。相关研究成果已先后发表，团队提出的分型分期治疗原则获得国际约稿并在权威期刊发表。

4. 肿瘤呼吸病学的学科定义与研究范畴

2024年，笔者团队在Trendsin Cancer杂志发表研究，结果显示2013—2022年间，笔者中心住院肺癌患者占比由5.1%上升至接近50%，非肺癌肿瘤病例数亦由0.3%增至6.4%。这一变化提示，呼吸科医生在肿瘤相关呼吸系统疾病的诊疗领域具有广阔的空间。基于上述工作，笔者团队提出"肿瘤呼吸病学"这一学科概念。该学科有望成为未来重要的学科发展方向，呼吸科医生应主动承担并积极推动其发展。肿瘤呼吸病学涵盖三个领域：肿瘤-呼吸系统共病、肿瘤本身导致的呼吸系统损伤，以及肿瘤治疗相关呼吸系统损伤。

肿瘤呼吸病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清晰的历程：从2021年《重症肺癌国际专家共识》、2023年《肺癌合并COPD国际专家共识》，到2025年《肿瘤治疗相关肺损伤国际专家共识》，发展路径可概括为“重症肺癌/肿瘤重症—肿瘤治疗相关肺损伤—癌肺同治—肿瘤呼吸病学”。

肿瘤呼吸病学的学科定义为：专注于肿瘤、肿瘤治疗引发的呼吸系统特定病理损害，以及肿瘤患者的呼吸系统共病。其研究对象围绕肿瘤患者的气道、肺实质、胸膜、肺部血管、膈肌等呼吸系统组织器官，研究范围涵盖病理机制、风险预警、诊断评估、药物开发与临床转化。学科目标为建立以肿瘤患者为中心的系统化呼吸保护策略，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这一学科建设关注器官保护，是肿瘤治疗从“治癌”向“治人”的重要转型。

关于学科命名，团队坚持采用“肿瘤呼吸病学”而非“肿瘤肺脏病学”：呼吸系统除肺以外，还包括肿瘤所导致的气道、血管、胸膜、呼吸机依赖等各类问题，均纳入该学科范畴。肿瘤本身、肿瘤治疗或呼吸系统共病所导致的任何呼吸系统问题，均可归入肿瘤呼吸病学。相关学科概念已向国际期刊提出并获得约稿发表。

5. 顶层设计与国家认可

呼吸系统是抗肿瘤治疗相关毒性最高发的器官之一，已成为肿瘤患者生活质量及生存获益的重要影响因素。肿瘤呼吸病学领域“药物治疗相关肺损伤”是2026年国家部署的“四大慢病”战略任务，已成为我国重大慢病防治的关键问题，科研攻关亟需政策与专门学术组织的战略引导。基于肺毒性管理的临床需求，需要成立相关国际组织进行科研攻关。团队已获批国家重大专项，牵头开展肿瘤药物相关肺损伤的系统性研究，并联合国内多家顶尖医院共同推进相关数据积累与技术攻关。

三、未来：以国际学会成立为契机促进学科发展

1. 大数据与AI时代下的肿瘤呼吸病学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技术为肿瘤呼吸病学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在深度数据整合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推演至多模态数据融合分析。其应用场景包括：影像早期智能识别药物相关间质性肺病（AE-ILD）、建立动态个体化风险预测模型、药物疗效与毒性反应预测，以及AI驱动的个体化随访路径。

2. 肿瘤呼吸病学的时代使命

肿瘤呼吸病学承担着明确的时代使命，体现为三个层面的理念升级：从“治癌”到“治人”，保护肺功能基线、延长可治疗的时间窗、提升全生命周期生存质量；从“被动抢救”到“主动预警”，建立精准风险分层、全过程动态监测体系、高危期前置精准干预；从“协作”到“整合”，突破传统MDT局限、推动医患共同临床决策、实现跨学科联合共同随访。这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学科理念的升级。

3. 学科融合与国际肿瘤呼吸病学学会

肿瘤学科融合发展是世界潮流。肿瘤心脏病学作为最早的肿瘤交叉学科，其后肿瘤肾脏病学紧随其后，成立了美国肿瘤肾脏病学学会（ASON），欧洲肾脏协会（ERA）亦设立了ONCO-ERA工作组；肿瘤肝脏病学、肿瘤皮肤病学等学科概念也已相继提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作为肿瘤呼吸病学的提出者，完全有能力引领该领域发展。当前，国际肿瘤呼吸病学学会（IORS）正在筹建，旨在引领全球肿瘤“癌肺同治”新格局，团队正在联合国际呼吸与肿瘤领域权威专家组建国际协作组，推动该学科获得全球行业认可。交叉学科领域主导格局正在形成，中国应在新兴医学交叉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携手共同推动肿瘤呼吸病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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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in X, Guo H, Zhao W, et al. Expert consensus on cancer treatment-related lung injury[J]. J Thorac Dis, 2025, 17(4):1844-1875.

[4] Zhou C, Luan T, Guan W, et al. Oncology-respirology: a discipline in dire need[J]. Trends Cancer, 2024, 10(9):777-780.

专家介绍

周承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副组长，中国呼吸肿瘤协作组（CROC）秘书长，广东省医师协会肿瘤重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并发表“重症肺癌”“癌肺同治”“肿瘤呼吸病学”等理念；主持“四大慢病”重大专项、国自然、广东省重大专项等。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重症肺言”

原链接戳：肿瘤呼吸病学现状及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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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

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