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系统复习了自2024年8月至2025年8月，国内外权威杂志有关间质性肺疾病诊疗相关的文献，主要涉及特发性肺纤维化、结缔组织疾病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和结节病等间质性肺疾病的流行病学、诊断、治疗探索、疾病管理和康复等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结果；同时也关注了近1年内发表的我国ILD相关的专家共识。

本文主要就特发性肺纤维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结缔组织疾病相关性间质性肺疾病（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 associated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CTD-ILD）、结节病等间质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疾病国内外原创性研究成果来进行2025年ILD年度进展的总结，偏重临床诊疗相关的内容，基本不涉及基础研究、动物实验等方面的内容。2025年IPF领域重点关注的是针对流行病学特征、新药探索以及“老药”的深度研究等内容；肺癌、肺动脉高压是公认的影响ILD患者预后的共病，包括IPF、CTD-ILD等在内的ILD都是肺癌好发的危险因素，而虽然特发性肺动脉高压患者的预后已较前有明显改善，但鉴于ILD并发肺动脉高压目前尚无有效的推荐治疗药物，这类患者预后仍很差，也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两个预后相关合并症的研究进展。近1年来，除了对于风湿免疫特征、药物治疗评价等方面的重视外，大家逐渐关注到肺部形态学特征对于CTD-ILD预后的影响。结节病方面，则首次涉及了急危重症结节病患者特征的分析，并着重关注了药物治疗领域的相关内容的学习。此外，我们本次的年度文献进展，还涉及了儿童ILD方面的一些研究内容（尤其是成长为成人的儿童ILD患者方面的研究）以及近1年来中国学者发表的ILD方面的专家共识。尽管在文中我们已尽可能纳入本领域的国内外优质研究成果，但由于篇幅所限，本年度综述仍未能纳入2025年度ILD方面的所有卓越文献。

一、特发性肺纤维化诊疗进展

英国的IPF注册登记研究结果表明，2013年1月至2023年2月IPF患者年龄（74±8.1）岁，77.8%为男性，66%为既往吸烟者，76%至少患有1种合并症［1］。36.7%的患者在首次就诊前症状持续时间>24个月，大多数病例经过多学科团队讨论诊断；影像形态学类型54.6%为可能UIP型，42.7%为确定UIP型；外科肺活检比例从2013年的14%下降至2022年的5.5%，抗纤维化药物处方率则从2013年的36.0%上升至2023年的55.9%，其中尼达尼布（自2016年1月获批开始统计）使用率从2013年的6.7%升至2022年的31.5%；而吡非尼酮（自2013年4月获批开始统计）初始使用率为1/3左右，在尼达尼布获批后降至16.8%~24.9%。韩国学者分析了他们50岁以下的IPF患者的特征，纳入4 243例IPF患者，其中91例<50岁，50~65岁834例，≥65岁3 318例［2］。50岁以下的IPF患者以女性为主，合并症更少，但接受系统性激素治疗比例更高，接受吡非尼酮的更少，死亡和接受肺移植的风险较低（与50~65岁组比较HR=1.52，95%CI：0.93~2.49，与≥65岁组比较HR=2.49，95%CI：1.51~3.93）。

迄今IPF尚无有效的治疗措施，且部分患者还可能合并严重的合并症，预后很差。24个欧盟国家汇总分析了2013年至2018年IPF的病死率［3］：总体标准化病死率为每年3.90例/10万人（95%CI：3.80~3.90），从2013年的3.70例/10万人上升至2018年的4.00例/10万人（年均变化百分比1.74%，95%CI：0.91%~2.59%）。且欧盟国家IPF患者的病死率存在显著的跨国差异：爱尔兰、英国和芬兰的病死率最高，保加利亚最低，德国、希腊、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处于中等水平；这一差异可能与IPF诊断标准差异（各国采用ATS/ERS指南的规范性不一）、上报系统缺陷（部分国家未将IPF单独列入死亡证明分类）以及环境暴露差异（芬兰等北欧国家职业性粉尘暴露率较高）等有关。专家认为现有数据可能严重低估实际病死率（低估幅度约30%~50%）。

我国学者发现［4］：IPF患者远端气道细胞呈现显著的衰老表型，但小支气管基底细胞却表现出非衰老特性，其增殖能力、分化潜能及转录组特征与正常对照组无显著差异。在肺纤维化小鼠模型和3例小气道功能障碍的晚期IPF患者中，小支气管基底细胞移植均可使模型鼠和IPF患者的肺功能（尤其是肺容积和小气道功能）显著改善；有望开展进一步的临床验证。

IPF新药治疗进展方面，Ⅲ期RCT研究中的那米司特治疗IPF有效性和安全性探索，这是近10年来、IPF新药研究领域唯一有效、安全的Ⅲ期临床试验［5］：为期52周、共纳入1 177例IPF（其中915例患者基线接受了尼达尼布或吡非尼酮治疗）：1∶1∶1随机分为对照组（入组392例，361例纳入52周分析）、低剂量那米司特组（9 mg/d，入组392例，366纳入52周分析）和高剂量那米司特组（18 mg/d，入组393例，353例纳入52周分析），研究期间的FVC下降量分别为183.5 ml、138.6 ml和114.7 ml，高低剂量的那米司特可延缓IPF患者肺功能FVC下降（95%CI：6.4~83.3 ml，P=0.02；安慰剂组vs.高剂量组：95%CI：30.3~107.4 ml，P<0.001）。腹泻是那米司特的最常见不良反应，且高剂量组发生率更高：18 mg组发生率41.3%，9 mg组31.1%，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16.0%）。Ⅱ期RCT探索报道了首款AI生成药物rentosertib和LPA1拮抗剂admilparant［6, 7］：rentosertib研究来自我国学者，为期12周，纳入了71例IPF患者并随机分入rentosertib不同剂量组（30 mg，1次/d，18例；30 mg，2次/d，18例；60 mg，1次/d，18例）和安慰剂组（17例），主要终点指标为治疗期间不良事件（treatment-emergent adverse event，TEAE）发生率，分别为：72.2%（13/18）、83.3%（15/18）、83.3%（15/18）和70.6%（12/17）。药物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且可控，导致停药的主要不良反应为肝毒性和腹泻。次要终点指标FVC方面，rentosertib可有效改善IPF患者的肺功能FVC下降：60 mg组FVC平均增加98.4 ml（95%CI：10.9~185.9 ml）显著优于安慰剂组（-20.3 ml，95%CI：116.1~75.6 ml）；D_LCO、6 min步行距离等也呈改善趋势。Admilparant研究为期26周，纳入的276例IPF患者（26.9%~28.6%基线吡非尼酮治疗，39.1%~39.8%基线尼达尼布治疗）1∶1∶1随机分入安慰剂组（92例）、低剂量组（30 mg，91例）和高剂量组（60 mg，93例）；主要终点指标26周内FVC%预计值的变化率分别为：-2.7%（安慰剂）、-2.8%（30 mg组）和-1.2%（60 mg组）；60 mg剂量admilparant与安慰剂的治疗差异为：1.4%（95%CI：-0.1~3.0）；30 mg组与安慰剂组之间无差异。腹泻是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但admilparant组与安慰剂组的腹泻发生率相似（可能与基线抗纤维化药物有关）。两个队列所有组别均观察到给药第1天短暂性血压下降，但admilparant组更显著；各组因不良事件停药率相近。期待这两个有潜力的治疗IPF的新药开展更大规模的Ⅲ期研究。

吡非尼酮、尼达尼布已应用于临床10余年，各国学者也基于已有的数据开展了进一步分析，美国学者对2014—2022年期间、接受抗纤维化药物治疗2 300例IPF患者进行死亡风险分析［8］：从整体人群看，抗纤维化药物治疗并未有效降低IPF患者的死亡风险，但对≥65岁的IPF患者，早期抗纤维化药物治疗（诊断IPF后2个月内开启抗纤维化药物治疗）可降低死亡风险（整体患者HR=0.89，95%CI：0.79~1.01，P=0.08，≥65岁患者HR=0.85，95%CI：0.73~0.98，P=0.03）。建议对于≥65岁IPF患者在诊断后，要避免观望（“watch and wait”）、及早开始抗纤维化药物治疗。韩国学者则应用经逆概率加权（IPTW）统计学分析后发现，吡非尼酮可以降低IPF患者并发肺癌的风险：吡非尼酮组的肺癌发病率显著降低（每年10.4例/1 000人vs.每年27.9例/1 000人），且多因素回归分析证实吡非尼酮使用与肺癌风险降低独立相关（OR=0.347，95%CI：0.258~0.466）。

有关IPF的其他研究还有：德国学者发现供体年龄（≥55岁或<55岁）可能影响因IPF接受肺移植的患者的预后，包括生存率、重度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GD2/3）发生率［9］。土耳其专家对IPF患者开展了患者居家、医师远程指导呼吸肌训练的8周（每周7 d）康复训练，结果发现这样的呼吸肌训练可以改善IPF患者的呼吸困难症状（mMRC评分）和活动耐量（6 min步行距离）［10］，可望推广。鉴于尚无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IPF患者预后很差，不少IPF患者或家属，在诊断IPF后会出现抑郁症等负面影响，日本学者开展了IPF诊断前后发生抑郁症后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面的研究，结果发现［11］：IPF诊断时抑郁症患病率为6.7%，IPF诊断后抑郁症年发病率则高达每年32.4例/1 000人；既往患抑郁症与IPF病死率无显著相关性（HR=0.978；95%CI：0.887~1.080）、不影响抗纤维化药物治疗启动率，IPF诊断后新发抑郁症使IPF死亡风险显著增加（HR=2.71；95%CI：2.55~2.87）、降低了抗纤维化治疗启动率。故，重视IPF诊断后心理疏导、必要时心理科专科医师的参与管理可能改善IPF患者的预后。

二、结缔组织疾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诊疗进展

2025年更新的欧洲风湿病联盟对于系统性硬化症-ILD（Systemic sclerosis associated ILD，SSc-ILD）的治疗推荐中，推荐霉酚酸酯、环磷酰胺或利妥昔单抗治疗SSc-ILD（均为Ⅰa），另外，尼达尼布可以单药或联合霉酚酸酯（均为Ⅰa）、托珠单抗治疗SSc-ILD（Ⅰb）［12］。

在特发性炎性肌病ILD（idiopathic inflammatory myopathies，IIM-ILD）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者的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ILD（anti-melanoma differentiation-associated gene positive ILD，MAD5+-ILD）患者接受托法替布vs.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的疗效分析［13］：纳入的515例患者中，托法替布组（290例）有94例（32.4%）患者发生1年内死亡或接受肺移植，而CNI组（225例）有105例（46.7%）发生。经逆概率加权（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IPTW）调整统计后，托法替布组1年内无需肺移植的生存率显著高于CNI组（log-rank P=0.013）；年龄<60岁、无快速进展型间质性肺病（RP-ILD）或基线动脉氧分压/吸入氧浓度（PaO₂/FiO₂）≥3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者可能从托法替布治疗中获益更大。多因素Cox分析显示，托法替布相对于CNI的1年死亡风险比（HR）为0.72（95%CI：0.56~0.94；P=0.013）；调整后生存率差异为9.3%（95%CI：2.8~15.8%）。机会性感染为主要治疗相关严重不良事件，但两组发生率相当（42.4% vs. 45.3%）。提示对于非危重症、非RP-ILD的MAD5+-皮肌炎ILD患者可能从托法替布治疗获益。

英国学者发现MDA-5和PL-7阳性的IIM-ILD患者的病死率更高［14］；我国程路等的研究认为［15］，短病程（发病时间6个月内）、Ro-52阳性的MDA-5⁺-皮肌炎患者发生快速进展性ILD的风险高。我们团队发现［16］，IIM合并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PJP）的住院患者，以女性患者为主、病死率高（可达63.9%），抗MDA5抗体阳性、口腔念珠菌感染、血小板降低可能是影响IIM合并PJP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值得临床医师关注。

希腊的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ANCA相关血管炎的真实世界研究发现［17］：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期间约 1/4 患者复发，肾脏受累、诱导期利妥昔单抗联合环磷酰胺方案、以及更快达到完全缓解均与复发风险降低相关。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的主要不良反应是严重感染，其发生率与既往研究一致，但 COVID-19 相关住院率升高。

加拿大学者分析了CTD-ILD的胸部CT表型与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反应、预后的影响，发现［18］：胸部CT表现符合NSIP和OP型的CTD-ILD患者对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的反应好、预后佳，相对于UIP型，NSIP和OP型死亡风险低（分别为HR=0.65，95%CI：0.45~0.93；HR=0.18，95%CI：0.05~0.57），但fHP则死亡风险增加（HR=1.58，95%CI：1.01~2.40）。但美国梅奥诊所的研究却认为，MPO-ANCA 阳性-ILD患者中，典型 UIP 型 12 个月和 10年生存率显著高于其他 ILD 类型［19］。

胸部CT表现为典型的fHP型的ILD患者，可见于除HP外的多种ILD。加拿大Ryerson等［20］随诊了164例胸部CT表现为典型纤维化过敏性肺炎（fHP）的患者中，多学科讨论最终诊断为：有明确或可能暴露史的fHP 49例（随诊中，2例患者在筛查时出现有意义的自身抗体阳性，2例被风湿病专家诊断了CTD）、无暴露史的fHP 56例（随诊中，4例患者在筛查时出现有意义的自身抗体阳性，4例被风湿病专家诊断了CTD）、CTD-ILD 36例、其他疾病23例；故而对于fHP型的CT表现的ILD患者，尤其是没有明确过敏原的患者，要注意CTD的相关筛查和随诊。该研究还发现无暴露史fHP患者的肺功能下降更快，死亡或肺移植时间更早，值得临床医师对这些fHP患者更多关注。

三、结节病诊疗进展

激素是目前治疗结节病的一线用药，甲氨蝶呤是最常用的免疫抑制剂；荷兰学者开展了1项开放、随机对照、非劣效性研究比较一线使用激素（起始泼尼松40 mg/d，每4周减量1次）vs. 甲氨蝶呤（起始15 mg/周，每4周增加5 mg直至25 mg/周）治疗结节病的研究，主要终点为治疗24周时FVC占预计值%的平均变化率，并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1］。该研究共纳入138例患者，随机分入泼尼松组（70例）和甲氨蝶呤组（68例），从基线到第24周，未经调整的FVC占预计值%平均变化率为泼尼松组+6.75%（95%CI：4.50~8.99），甲氨蝶呤组+6.11%（95%CI：3.72~8.50）；经校正后组间差异为-1.17%（95%CI：-4.27~1.93），即甲氨蝶呤非劣于泼尼松。两组发生不良事件的患者比例相似：泼尼松组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体重增加、失眠和食欲增强；甲氨蝶呤组则以恶心、疲劳和肝功能异常最为常见。该研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24周FVC占预计值%变化率作为肺结节病治疗的终点时间是否合理？起始泼尼松统一为40 mg是否理想？

基于全支付方理赔数据库（TriNetX），美国学者开展了结节病方面的一些研究。2016—2022年的结节病患者的多中心医疗数据分析［22］：13 330例结节病患者中，5 671例（42.5%）在诊断后1年内接受了药物治疗：60%患者单药糖皮质激素治疗、13%仅使用非激素类免疫抑制剂、27% 同时使用上述两类药物，甲氨蝶呤是最常用的免疫抑制剂、其次为羟氯喹；而对于心脏或神经系统受累者，阿达木单抗和吗替麦考酚酯是常用的免疫抑制剂。还首次探索了2013—2023年结节病患者中使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n receptor blocker，ARB）、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对预后的影响［23］：相对于使用ARB的结节病患者，使用ACEI的结节病患者的死亡风险升高（HR=1.32，95%CI：1.15~1.51，P<0.000 1）；使用 ACEI 的结节病患者在心脏和呼吸结局方面更差、脓毒症发生率更高。提醒临床医师在处理结节病患者的时候，应用ACEI药物是要慎重。

结节病一般呈现慢性、亚急性病程，但部分结节病患者可以急危重症起病，或者在治疗随诊过程中出现急症，法国学者分析了他们急诊就诊的154例结节病患者［24］：发现14例（9%）需入住重症监护室、20例（14%）是以急症入住后才诊断结节病，住院期间病死率为3.9%；急诊就诊住院的首要原因是下呼吸道感染（32例，21%），其次分别为肺结节病急性加重事件（17例，11%）、心脏结节病（13例，8.4%）和神经结节病（12例，7.7%）；与移植或死亡风险增高相关的因素包括：Charlson合并症指数评分（HR=1.29，95%CI：1.04~1.61，P=0.021）、肺动脉高压（HR=2.53，95%CI：1.10~5.83，P=0.029）以及住院期间需氧疗（HR=4.18，95%CI：1.55~11.29，P=0.005）。

四、其他ILD相关的诊疗进展

近期进展性肺纤维化（PPF）方面的药物探索有喜人的研究结果—那米司特治疗PPF的3期随机对照研究共纳入1 176例患者［25］：1∶1∶1随机到安慰剂组、那米司特9 mg组和18 mg组，43.5%患者基线使用背景尼达尼布治疗；52周时，校正后FVC平均变化值分别为：那米司特18 mg 组-98.6 ml（95%CI：-123.7~-73.4），那米司特9 mg 组-84.6 ml（95%CI：-109.6~-59.7），安慰剂组-165.8 ml（95%CI：-190.5~-141.0）。与安慰剂组相比，校正后的差异：那米司特18 mg 组为+67.2 ml（95%CI：31.9~102.5；P<0.001），那米司特9 mg 组为+81.1 ml（95%CI：46.0~116.3；P<0.001）。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腹泻，发生率分别为：那米司特 18 mg 组 36.6%，那米司特 9 mg 组 29.5%，安慰剂组 24.7%。

肺动脉高压和肺癌是目前影响ILD患者预后的严重合并症，现阶段尚无有效治疗药物。Athiththan等［26］基于国际 PVRI GoDeep 注册库，分析了全球经血流动力学检测确诊的存在重度肺血管阻力升高的 ILD合并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 in ILD，ILD-PH）患者的（PVR>5）：磷酸二酯酶-5 抑制剂（phosphodiesterase-5 inhibitors，PDE5i）治疗与生存期显著延长相关，无论是否同时使用抗纤维化治疗；而在 PVR≤5 WU 者中未观察到类似获益。PDE5i 联合吸入前列环素类药物治疗较 PDE5i 单药疗效更佳。上述结果已通过深度敏感性分析及目标试验模拟框架加以验证，并在 COMPERA 注册库中得到重复验证。故而，对于重度ILD-PH患者，可考虑以 PDE5i 为基础的药物治疗以期改善其预后。瑞典的1项研究基于其国家人口登记和多代登记数据库，统计了1932—1987年出生的人群从1987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ILD患者的肺癌发生情况［27］：人群基数为5 425 976人，其中ILD患者14 624例，无ILD者新发肺癌 40 592 例（年发病率为 26.2/10 万人）；ILD 者新发肺癌 227 例（年发病率为 355.4/10 万人），校正性别、年龄、日历时期、教育程度及吸烟相关疾病后，ILD 患者肺癌风险更高（HR=2.16，95%CI：1.89~2.46）：腺癌HR=1.60（95%CI：1.28~2.01）、鳞癌HR=2.56（95%CI：1.99~3.29）、小细胞癌 HR=3.29（95%CI：2.32~4.68）、其他类型癌症HR=2.32（95%CI：1.78~3.01）。美国退伍军人健康数据库分析发现［28］：RA-ILD的患者并发肺癌的风险明显高于非RA患者患者（调整风险比 aHR=3.25；95%CI：2.13~4.95），RA无ILD患者并发肺癌的风险也高于非RA患者患者（aHR=1.57；95%CI：1.51~1.64），且与是否吸烟无关（从不吸烟的RA患者vs.非RA患者患肺癌的aHR=1.65；95%CI：1.22~2.24）。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到，要把ILD患者作为肺癌的高危人群进行监测、筛查，以期早诊断、早治疗。

急性加重是影响纤维化性ILD预后的重要因素，目前尚无有效的可推荐的治疗方案；激素是常用的治疗药物，但激素治疗AE-ILD的疗效却不甚明确。Srivali等［29］系统性回顾了激素治疗AE-ILD的9项研究（18 509例）后发现，在AE-非IPF-ILD患者中：高剂量糖皮质激素（>1.0 mg·kg^-1·d^-1泼尼松龙）显著改善生存（校正后HR=0.221，95%CI：0.102~0.480，P<0.001），并降低90 d病死率；早期快速减量（2周内减量>10%）可能进一步降低住院死亡风险（校正后HR=0.37，95%CI：0.14~0.99）；首月累积剂量较高者（5 185±2 414 mg/月 vs. 3 133±1 990 mg/月）复发率更低（校正后HR=0.61，95%CI：0.41~0.90，P=0.02）；但在AE-IPF患者中，高剂量激素疗效不一致，部分研究显示其可能增加死亡风险（OR=1.075，95%CI：1.044~1.107，P<0.001）。期待在AE-非IPF-ILD患者中开展包括激素在内的抗炎类药物治疗相关的高质量的多中心研究，以进一步改善AE-非IPF-ILD患者的预后。

Fleischner协会组织专家提出了间质性肺病标准化临床术语与定义，简要提出了目前临床经常接诊到的一些ILD的疾病名称、并简要的介绍了这些ILD的定义/定义来由［30］：首次使用了特发性细致支气管中心性间质性肺炎（idiopathic bronchiolocentric interstitial pneumonia，iBIP）、特发性弥漫性肺损伤（idiopathic diffuse alveolar damage，iDAD），拟代替急性间质性肺炎、肺泡巨噬细胞肺炎（alveolar macrophage pneumonia，AMP），拟代替脱屑性间质性肺炎、感染后肺损伤这些临床诊断；提出基于现阶段文献，系统性自身免疫性风湿病（systemic autoimmune rheumatic disease，SARD）可以与CTD-ILD通用；指出肉芽肿性淋巴细胞性ILD（granulomatous-lymphocytic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GL-ILD）除了可见于寻常变异性免疫缺陷病（common variable immunodeficiency，CVID）外，还可以见于其他免疫缺陷性疾病，比如CTLA-4缺陷、成人多发性骨髓瘤、其他多种儿童患者的先天性免疫缺陷病；以及定义了一系列少见/罕见ILD，包括：炎症性肠病相关ILD、Castleman病相关ILD、神经纤维瘤病相关ILD、Folliculin缺乏相关ILD（拟代替BHD综合征）、酸性鞘磷脂酶缺乏相关ILD（包括了A和B型尼曼匹克病肺受累，排除了C型尼曼匹克病）、α-半乳糖苷酶 A 缺乏相关ILD（拟代替以ILD为主要表现的Fabry病）、葡萄糖脑苷脂酶缺乏相关ILD（拟代替戈谢病ILD）。至于这些诊断命名的临床应用可能还需要更大范围、更权威的临床专家的认证，正如今年临床专家基于Fleischner协会的共识提出了评价和管理肺间质异常（interstitial lung abnormality，ILA）的国家专家共识［31, 32］：明确定义了ILA（在 CT 上出现的非下垂性、双侧肺实质异常，包括磨玻璃影、网格影、肺结构变形、牵拉性支气管扩张和（或）蜂窝肺，且累及任一肺区的范围>5%）和ILD［或ILA进展到ILD：有ILD相关的临床表现（咳嗽、呼吸困难）、肺功能异常或持续下降、影像学显示纤维化表现（蜂窝肺和（或）网格影伴牵拉性支气管扩张，且累及全肺体积>5%）或影像学进展、CT 或病理呈现特异性纤维化 ILD 类型（如UIP/可能UIP、fHP、fNSIP）］，建议在因肺癌筛查行胸部CT检查的人群、有CTD的人群以及家族性间质性肺疾病的以及亲属中展开ILA的筛查，且一旦诊断了ILA，建议要评估基线呼吸系统症状和肺功能、每2~3年复查1次胸部 CT，以监测病变进展等等关键信息；并指出：有肺纤维化家族史、患者年龄大、有吸烟史、有致ILD的吸入物暴露史、空气污染、有CTD的基础、MUC5B驱动子突变、白细胞端粒长度短于年龄校正值的10th百分位数、胸部CT表现为纤维化、病灶近胸膜分布、多个肺叶均有病变以及肺功能指标接近正常低限等是ILA患者可能出现疾病进展的高危因素。

部分儿童ILD患者经过适当治疗后可以长大成人，欧洲学者关注这波患者的转归［33］：2023年1月至7月期间在34个儿童和成人ILD诊疗中心接诊的儿童时期被诊断的244例ILD患者，他们在诊断儿童ILD时中位年龄（四分位距）12.5岁（6~16岁），纳入研究时中位年龄25岁（22~33岁）；男性占51%，非吸烟者占86%；FVC%中位值为70%（47%~89%），D_LCO占预计值%中位值为48%（32%~75%）。32%的患者长期接受氧疗；227例（93%）在成人中心随访，剩余的17例（7%）则一直在儿童中心随诊。最常见的诊断（共占82%）依次为：儿童间质性肺疾病（chILD）B1类（结节病、含铁血黄素沉积症、结缔组织病、血管炎）35%，A4类（表面活性物质相关）21%，B2类（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过敏性肺炎）14%，以及Bz类（未分类间质性肺疾病）13%。其中，Bz类患者功能状态最差。60%的患者在成年后仍在服用糖皮质激素；转诊后，修正了24例（9.8%）患者的诊断，调整了39例（16%）的患者治疗方案。由此可见，建议尽量把成年后的儿童ILD患者转诊到成人ILD中心或至少与成人ILD诊疗中心共同管理。

法国学者开展了多中心（42家）研究，包括回顾性分析2020至2022年期间以及前瞻性纳入2022—2023年期间的儿童ILD患者［34］：共790例，估算后认为2022年全国患病率为44/百万儿童（95%CI：40.76~47.46），年发病率为4.4/百万儿童（95%CI：3.44~5.56）；诊断时中位年龄为3个月龄，16.9%为家族性ILD患者；23.4%的儿童ILD患者接受了肺活检，76.9%进行了基因检测。<2岁组最常见的病因依次为：表面活性物质代谢障碍（16.3%）相关ILD和婴儿神经内分泌细胞增生相关性ILD（11.8%）。2~18岁组则以弥漫性肺泡出血（12.2%）、CTD-ILD（11.4%）、过敏性肺炎（8.8%）及结节病（8.8%）为主。治疗上，52%患者接受氧疗，56%患者曾甲泼尼龙冲击治疗，44%患者口服糖皮质激素治疗，27.2%患者使用过阿奇霉素，26.9%患者需肠内营养支持，20.3%患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15.9%患者使用羟氯喹。预后方面，<2岁诊断儿童ILD的患者5年生存率为57.3%，2~18岁诊断儿童ILD患者则高达86%。

此外，近1年来，我国专家就ILD诊疗相关的一些问题形成了专家共识，包括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os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itis，EGPA）诊治多学科专家共识（增补了EGPA病因及发病机制、更新了诊断评价、严重程度分级以及活动性判断、提出了基于严重程度和活动度的治疗推荐，共形成13条专家推荐意见）［35］、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肺炎（checkpoint inhibitor pneumonitis，CIP）诊治和管理专家共识（全面介绍了CIP的危险因素、临床特征、诊断评价措施、诊断标准、鉴别诊断、治疗策略以及康复方案等，共形成18条专家推荐意见）［36］、肺癌合并间质性肺疾病诊疗专家共识（就肺癌合并ILD的危险因素、可能发病机制、肺癌筛查和诊断方案、治疗推荐和管理等临床实际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形成12条专家推荐意见）［37］，为我国上述ILD的规范化诊疗提供了高级别的参考。

五、展望

随着肺纤维化治疗领域新药、干细胞移植等新兴治疗措施的研究结果的产出，国内外一些ILD领域的诊疗共识、指南等都亟需更新。未来一年，中国IPF指南、CTD-ILD指南的发行指日可待，国际IPF、PPF等诊疗共识/指南的推陈出新也非常值得期待。新的抗纤维化治疗措施（包括药物、干细胞移植等）探索、人工智能在IPF的诊断和全程管理中的应用等也很可能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包括IPF在内的多种ILD的共病、少见/罕见ILD等领域的进展也将是未来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

参考文献（略）

作者：黄慧；作者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引用本文：黄慧. 间质性肺疾病年度进展2025[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6, 49(1): 71-77.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50831-00530.

本文转载自订阅号“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原链接戳：【年度综述】间质性肺疾病年度进展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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