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天（7月1日）是第五个世界支气管扩张症日，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24至27日，第九届世界支气管扩张症大会在德国汉诺威圆满举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罗红教授团队的两名年轻成员参会归来，并写下这篇真挚的参会见闻与感悟——PCD为什么容易被漏诊？一个基因变异为什么不能轻易下结论？诊断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如何从“看见疾病”到“看见人”？这不仅是一次国际前沿的学术观察，也是一份深邃而全面的人文思辨，《呼吸界》小编特将此文分享给诸位读者。

2026年6月24日-27日，第九届世界支气管扩张症大会（9th World Bronchiectasis Conference）在德国汉诺威顺利举行。

汉诺威这个城市对支气管扩张症领域有着特殊意义：十年前首届世界支气管扩张症大会便在此启幕，时隔十载，全球各地临床医师与科研学者再度齐聚此地，围绕这一长期处于诊疗与研究弱势、关注度不足的慢性气道疾病展开深度研讨。

我很荣幸跟随我的导师罗红教授、杨丹晖师姐前往汉诺威参加此次会议。作为一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在读研究生，我的研究方向正是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 PCD）与支气管扩张症。因此，这次参会对我而言，并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学术会议学习，也是一次拓宽视野、把自己的研究放到国际学术框架中重新审视和理解的机会。PCD专场围绕诊断、管理、治疗和未来研究方向展开。从临床遗传学更新、病例讨论、资源有限地区的诊断策略，到国际PCD注册登记研究、PCD相关支气管扩张管理、疾病监测与结局指标，再到转化研究和患者参与，几乎覆盖了PCD诊疗与研究中的关键问题。这些内容既是国际研究前沿，也回答了我平时在病例整理和课题设计中反复遇到的问题。

几天会议听下来，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PCD 绝非单纯作为支气管扩张的其中一类病因存在。它是一种从生命早期就开始影响患者的多系统疾病，也是一类仍在被漏诊、误诊和低估的罕见病。

图1：罗红教授及团队成员会场合影

诊断：不是贴上标签，而是进入正确路径

在PCD诊断相关报告中，一个问题反复被提及：我们究竟漏掉了多少潜在患者？

Michael Loebinger提到，在他们普通支气管扩张症登记研究中（EMBARC），PCD只占病因构成的一小部分；但在更专业的中心，这一比例可能明显更高（3% vs 10%）。这并不能说明不同中心的患者构成不同，更可能提示一个现实问题：很多支气管扩张症患者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PCD筛查。对于那些从儿童期就有慢性鼻窦炎、中耳炎、反复下呼吸道感染，或伴有新生儿呼吸窘迫、内脏转位、不孕不育等表现的患者，如果临床医生没有主动考虑PCD，诊断很容易被延后。

PCD诊断困难，并不是因为缺少检查手段，而是因为每一种检查都有自己的局限。目前常用的诊断工具包括鼻一氧化氮、透射电镜（TEM）、免疫荧光、高速视频显微分析（HSVA）以及基因检测。基因检测和电镜检查在诊断确定性方面非常重要，但即使是这些技术，也可能漏掉一部分患者。没有一种单一方法能够覆盖全部PCD病例。真正可靠的诊断，往往需要多种检测结果相互印证，也需要有经验的多学科团队进行综合判断。

这些观点让我对自己壁报中的病例有了更深的理解。过去我更多关注“为什么这个病例最后被诊断为PCD”；而在会议系列报告后，我更关注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患者初诊阶段容易被排除PCD？这正是PCD诊断中最值得警惕的部分。某些患者可能没有典型电镜异常，某些纤毛运动可能呈现混合状态，某些遗传变异又需要功能证据支持。如果把任何一个检测结果孤立地看，都可能得到不完整甚至错误的判断。

会议中针对VUS（variant of uncertain significance，意义未明变异）的讨论也让我印象深刻。PCD相关基因数量多、基因大，普通人群中携带某些意义未明变异并不罕见。因此，仅凭“支气管扩张症 + PCD相关基因VUS”，不能直接推定患者的支气管扩张症就是由PCD导致的。若草率下此结论，不仅会误导患者个体化诊疗方案的制定，还会干扰亲属家系筛查、遗传咨询，甚至对产前诊断造成关键误导。鉴于未明确致病性的基因变异无法支撑如此重大的临床判定，临床医师解读基因报告时务必保持审慎，同时需完善更多功能学检测以进一步明确变异的实际致病效应。

这段讨论让我重新理解了“诊断”的重量。诊断不是为了在病历上增加一个标签，而是为了让患者进入更合适的随访、治疗、遗传咨询和研究体系。诊断越重要，越不能草率。

注册登记研究：罕见病不能只依赖单中心经验

PCD 属于罕见病，单中心长期收治的病例数量十分有限，样本量不足是开展高质量临床研究的最大阻碍，因此国际多中心协作、标准化病例登记体系，对 PCD 领域发展至关重要。

在国际PCD注册研究分享中，Johanna Raidt介绍了国际PCD登记系统的建设情况。这个系统已经纳入来自多个国家和中心的患者数据，其中相当一部分患者已有基层层面诊断依据。

对PCD的研究而言，注册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只是“样本量变大”，它更像是在罕见病领域建立一种共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中心、不同检测条件下的患者，只有录入标准化数据库，才能实现横向对比、深度二次挖掘。否则，每个中心若各中心仅局限于本院病例，很难解答具有普适性的关键临床问题。

例如，哪些基因型更容易导致肺功能下降？哪些患者更容易出现早期支气管扩张？哪些表型提示需要更密集随访？哪些结局适合作为未来临床试验终点？这些问题都不是单个病例或小样本队列能够充分回答的。也就是说，注册系统不是研究完成后的资料库，而是未来治疗研究的基础设施。

近年来，国内对PCD的关注较以往进一步提高。除了长期深耕PCD诊疗与研究的团队外，越来越多关注慢性气道疾病和支气管扩张症的研究团队，也开始更加重视PCD这一重要病因。徐金富教授、田欣伦教授等国内学者及其团队，也在原有基础上持续推进PCD相关临床与研究工作。对我们而言，国际注册研究所强调的标准化数据收集、多中心协作和长期随访，也提示国内PCD研究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图2：世界支气管扩张症大会会议现场 徐金富教授发言

管理：PCD患者需要被更早、更长期地看见

Shoemark教授提示，如果只看传统严重程度评分，PCD患者可能并不一定更严重，因为他们往往更年轻。如果去除年龄因素，PCD患者的疾病负担更重，影像学上可表现为双侧、广泛肺叶受累，肺功能指标也更差，痰液更黏稠、更偏绿色，微生物学方面也更容易培养出病原菌，成人患者中假单胞菌尤其值得关注。

在临床上 ，对于年轻患者，我们有时会因为其年龄小、代偿能力好，而低估疾病风险。但PCD不同。它发病很早，气道清除障碍从生命早期就已经存在。即使一位年轻PCD患者当下肺功能尚可，也不意味着疾病风险低。相反，正因为患者年轻，保护肺功能、延缓结构性损伤、避免感染和急性加重，才更应该成为长期管理的核心目标。

讲者有一句话很值得记住：“it's actually better to look at the numbers than the P value.（看结果时，不要只看P值，更要看数字本身。）”对于PCD患者与大样本其它病因的支扩症患者之间比较时，很多差异都会呈现统计学显著；真正需要思考的是，这些差异是否构成了可以干预的临床信号。在PCD中，绿色脓痰、反复感染、假单胞菌定植、肺功能下降、影像学进展，都应成为触发治疗调整和随访强化的信号。

而关于PCD相关支气管扩张症如何管理，会议中有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讨论：明确支扩由 PCD 所致后，治疗方案是否需要做出差异化调整？

一方面，支气管扩张症的基本管理框架仍然适用。气道清除、感染控制、炎症管理、急性加重预防、运动和康复、共病处理，这些“可治疗特征”并不因为病因不同而失去意义。无论患者是否为PCD，只要存在频繁急性加重、特定病原菌定植、气流受限、运动耐量下降或疲劳，就需要被识别和处理。

但另一方面，PCD又确实有其特殊性。PCD的核心问题是纤毛结构或功能异常，最早受影响的是纤毛上皮和黏液纤毛清除系统。它从出生后很早期就开始影响患者。新生儿呼吸窘迫、反复中耳炎、慢性鼻窦炎、听力问题、内脏转位、生育问题，这些都是PCD疾病谱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只把PCD看成“支气管扩张症的一个病因”，而应该覆盖从上气道到下气道、从儿童到成人、从躯体症状到心理负担的完整生命过程。

我的壁报：一个罕见PCD基因的诊断陷阱，高速视频显微分析结果一度倾向于“纤毛运动基本正常”

这次大会中，我们团队共有三篇PCD相关壁报展示。我的壁报题目是“Diagnostic Pitfall in High-Speed Video Analysis of Primary Ciliary Dyskinesia: A TTC12-Related Case with Mixed Ciliary Activity”，报告了一例TTC12突变相关PCD病例，重点讨论高速视频显微分析（high-speed video analysis, HSVA）在PCD诊断中的判读陷阱。

该病例最初表现为反复呼吸道感染、支气管扩张症和鼻窦炎。按照PCD诊断路径，患者先后接受了鼻上皮取样、鼻一氧化氮（nasal nitric oxide, nNO）、HSVA、透射电子显微镜（TEM）以及全外显子测序（WES）等检查。初始HSVA判读时，我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运动状态较好的纤毛上；而部分不动、摆动缓慢等异常纤毛，可能被认为是非活细胞，或被解释为取样过程中的机械损伤。因此，该病例的HSVA结果一度倾向于“纤毛运动基本正常”。同时，TEM也未显示明确的典型超微结构异常，所以最初并未高度怀疑纤毛运动异常。

但后续WES发现，患者存在TTC12纯合变异，父母均为杂合携带者。进一步免疫荧光检查显示DNAH5保留、DNALI1缺失，与TTC12突变导致的内动力臂缺陷表型相符；再次回看HSVA结果时，那些被忽略的“部分不动”纤毛也符合该基因突变PCD患者的特点。这再次提醒我们：PCD诊断不能依赖单一检测。尤其是在纤毛运动表现不均一、TEM结果不典型时，HSVA可能受到取样和判读偏倚影响，从而得出假阴性结论。

图3：杨丹晖、廖敏君介绍壁报

把这份壁报带到国际会议现场，对我而言是一次具体而重要的训练。以往我们在病房或实验室讨论病例，更多是在自己的诊疗体系中理解它；而在大会上向不同国家的医生和研究者介绍时，我更直接地感受到：来自中国中心的PCD病例，同样可以和国际上正在讨论的问题连接起来——如何减少漏诊，如何解释不典型检查结果，如何整合HSVA、TEM、IF和遗传学证据，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建立更可靠的诊断路径。

会议期间，我也获得机会与邓迪大学的Amelia Shoemark教授交流。Shoemark教授长期从事PCD相关研究，在纤毛结构与功能分析、PCD诊断流程优化以及多中心协作研究中都成果丰硕。虽然交流时间有限，但我明显地感受到她对PCD研究的投入与热爱，对PCD领域内每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都保持着高度的兴趣和耐心。这种对科学问题本身纯粹的热爱，更加坚定了我继续深入研究PCD这一方向的决心。

从“看见疾病”到“看见人”……诊断和研究的终点，不应停留在报告和论文里

回顾这次会议，我对PCD最大的感受是：它正在从一个被动识别的罕见病，逐渐走向更主动、更系统的诊疗和研究时代。

过去，PCD常常是在患者已经出现支气管扩张症、内脏转位或长期反复感染后才被想到。现在，国际领域正在努力推进更早诊断、更规范的基因解释、更大规模的注册研究、更稳定的临床试验网络、更全面的过渡医疗，以及更深入的患者参与。

但与此同时，许多问题仍未解决。我们如何在资源有限地区建立可行的PCD诊断路径？如何处理没有明确遗传学诊断但临床高度疑似的患者？如何解释VUS并避免过度诊断？如何定义适合罕见病临床试验的终点？如何让儿童期良好的管理延续到成人期？如何把患者真正关心的问题纳入研究议程？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也正因如此，它们才值得被持续探索。

对我个人而言，本次会议不仅是一次学习，更是一次把自己研究方向放到国际坐标中重新理解的过程。从学习会场报告，到展示壁报，再到与PCD领域学者的短暂交流，我更清楚地感受到：PCD研究并不只是罕见病诊断技术的更新，也不只是某个基因或某种纤毛结构异常的解释。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群长期承受反复呼吸道感染、鼻窦炎、中耳炎、不孕不育等多系统症状，以及沉重治疗负担和诊断不确定性的患者。

诊断和研究的终点，不应停留在报告和论文里。

支气管扩张症是一种慢病，PCD则让这种慢病从生命早期开始延伸。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看见扩张的支气管、异常的纤毛和复杂的基因变异，也要看见这些改变背后完整的人生。

汉诺威的几天很短，但留下的问题很长。回到自己的研究和临床训练中，我会继续带着这些问题往前走：哪些患者还没有被发现？哪些症状还没有被认真询问？哪些数据还没有被系统记录？哪些研究终点还没有真正靠近患者？

也许，科学本来就不是不断获得确定答案的过程，而是在一次次交流中，把问题看得更清楚。

对PCD而言，真正重要的下一步，或许正是从这些尚未被回答的问题开始。

作者信息

廖敏君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硕士在读，师从罗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呼吸系统遗传病及支气管扩张症。

导师信息

罗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湖南省芙蓉计划领军人才。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遗传及罕见病筹备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会长。目前在研国家级项目3项，省级重点项目1项；牵头发表《成人原发性纤毛运动障碍诊治专家共识（2025版）》共识，在国际上报道多个原发纤毛运动障碍新致病基因。获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湖南省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特别感谢罗红教授给《呼吸界》的投稿！

本文完

责编：J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