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中 IgE、EOS 同步升高的重度哮喘十分常见，但两项指标的同步增高仅提示多重 T2 炎症通路激活，无法直接判定疾病的核心驱动靶点。下文将结合临床表型特征区分疾病主导炎症通路，并阐明过敏性嗜酸粒细胞性哮喘人群靶向 EOS 治疗的临床获益，为重度哮喘的精准生物制剂选择提供依据。

IgE、EOS双高重度哮喘：表型特征是疾病主导通路的关键决定因素

一项基于多项临床研究的柳叶刀循证综述指出，IgE 和 EOS 都高的重度哮喘中，疾病主导取决于哮喘表型^[1]：

• 在过敏原驱动的哮喘类型中（通常起病于儿童期或青春期，即早发性哮喘），血EOS呈波动性，主要取决于过敏原暴露，并在过敏原诱导的哮喘症状中仅起次要作用。
• 在内源性（嗜酸性）哮喘类型中（通常起病于成年期，即成人发病哮喘），EOS持续升高，是该疾病的关键驱动因素。
• 在混合表型中，一旦内源性成分占主导，治疗决策需优先针对EOS驱动环节，同时兼顾过敏因素。

新英格兰文章建议：应优先依据EOS对患者分型选择生物制剂

新英格兰文章建议：应优先依据EOS对患者分型选择生物制剂，确保减少EOS相关气道炎症^[2]。

• 150/µL≤外周血EOS＜1500/µL：综合考量临床特征、生物标志物和合并症等选择生物制剂，包括抗IL-5、抗IL-5R、抗IgE、抗IL-4Rα等
• 外周血EOS＜150/µL：再考量FeNO与IgE选择生物制剂
• 外周血EOS≥1500/µL：优先考虑靶向EOS的生物制剂，如抗IL-5、抗IL-5R
• OCS依赖型患者：寻找有无EOS升高的证据选择生物制剂

成人未控制重度哮喘的评估与治疗流程^[2]

过敏性嗜酸粒细胞性哮喘中，靶向EOS治疗临床获益明确

ANANKE研究是一项意大利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连续接受抗IL-5R单抗治疗≥3个月的SEA患者，这些患者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7月期间在真实世界临床环境中开始接受治疗。研究在21个中心纳入218例SEA患者，其中205例患者可进行疗效评估^[3]。

此外，研究还根据过敏状态对患者进行事后分析。过敏性患者和非过敏性患者分别为85/205例（41.5%）和120/205例（58.5%）。事后分析显示^[3]：

• 急性发作率变化：在过敏性患者（N=85）中，接受抗IL-5R单抗治疗的患者，任意程度急性发作率降低91.8%，重度急性发作率降低91.9%。提示靶向EOS的抗IL-5R单抗治疗与过敏性SEA患者急性发作率降低相关^[3]。

在过敏性患者与非过敏性患者中，抗IL-5R单抗治疗期间急性发作率的变化^[3]

注：重度急性发作定义为哮喘症状恶化，并导致以下任一情况：i）使用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3天，或在稳定的基础OCS剂量基础上进行临时增加；ii）因哮喘前往急诊科或接受紧急医疗（持续时间＜24小时），且需要使用全身性糖皮质激素治疗；iii）因哮喘住院治疗（≥24小时）。

• OCS使用情况：在可评估的过敏性患者中（N=14），抗IL-5R单抗治疗期间，OCS减量比例为42.9%（N=6） ；OCS停药比例为35.7%（N=5） ；OCS剂量降低56%。提示靶向EOS的抗IL-5R单抗治疗与过敏性SEA患者OCS减量相关^[3]。

MENSA研究是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年龄≥12岁的SEA患者接受抗IL-5单抗或安慰剂治疗，两组均联合标准治疗，每4周给药一次，持续32周^[4]。

对MENSA研究进行事后分析，并根据特应性状态进行了亚组分析。在纳入分析的576例患者中：272例为非特应性患者（sIgE<0.35 kU/L）；181例为特应性患者（sIgE ≥0.35–17.5 kU/L）；94例为强特应性患者（sIgE＞17.5 kU/L）；29例患者缺少特应性状态数据^[4]。

• 在bEOS≥300 cells/μL的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抗IL-5单抗可使临床显著急性发作降低：非特应性亚组降低74%（RR=0.26，95% CI：0.16–0.44）；特应性亚组降低43%（RR=0.57，95% CI：0.34–0.96）；强特应性亚组降低25%（RR=0.75，95% CI：0.33–1.73 ）^[4]。
• 在bEOS≥300 cells/μL的患者中，与安慰剂相比，抗IL-5单抗改善ACQ-5评分：非特应性亚组：−0.75分；特应性亚组：−0.73分；强特应性亚组：−0.78分 ^[4]。

研究结果提示，在SEA患者中，无论特应性状态如何，与安慰剂相比，靶向EOS的抗IL5单抗治疗总体均呈现降低急性发作并改善哮喘控制的趋势^[4]。

以上数据来自不同研究，结果不能直接比较，解读需谨慎

总结

对于 IgE、EOS 同步升高的重度哮喘人群，不能仅依靠两项生物标志物数值判定治疗靶点，需结合发病年龄、发作诱因、鼻部合并症等临床表型区分核心炎症驱动通路^[1]；结合外周血 EOS 分层标准合理选用生物制剂，为这类复杂重度哮喘人群提供有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 Lommatzsch M, Buhl R, Bergmann KC, et al. Eosinophils in asthma phenotypes: perpetrators or guilty by association?. Lancet Respir Med. 2025;13(10):943-950.

2. Brusselle GG, Koppelman GH. Biologic Therapies for Severe Asthma. N Engl J Med. 2022 Jan 13;386(2):157-171.

3. Menzella F, Bargagli E, Aliani M,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ItaliaN severe uncontrolled Asthmatic patieNts Key features when receiving Benralizumab in a real-life setting: the observational rEtrospective ANANKE study. Respir Res. 2022;23(1):36.

4. Prazma CM, Idzko M, Douglass JA, et al. Response to Mepolizumab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Eosinophilic Asthma and Atopic Phenotypes. J Asthma Allergy. 2021;14:675-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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