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欧洲呼吸学会（ERS）大会期间，“新出现的病毒威胁：安第斯汉坦病毒和埃博拉疫情的教训”专题研讨会汇聚全球卫生与呼吸领域专家，共同讨论新发病毒疫情带来的临床与公共卫生挑战。

本次会议由ERS感染学组组长Raquel Duarte和从事流行病学研究的Alberto Garcia-Basteiro共同主持。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Tamas Bakonyi教授和中日医院的曹彬教授分别围绕新发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与疫情应对和重症病毒感染的临床识别与治疗进行了报告。

Tamas Bakonyi教授：一艘游轮上的安第斯汉坦病毒疫情，带来哪些警示？

Tamas Bakonyi教授介绍了2026年发生在一艘游轮上的安第斯汉坦病毒疫情。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并有超过230名密切接触者需要接受后续追踪。疫情源头可能与一起人畜共患病溢出事件有关，随后病毒进入游轮这一特殊的封闭环境，并进一步发生人际传播。

此次疫情受到特别关注，与安第斯汉坦病毒本身具有明确的人际传播能力密切相关。与多数已知汉坦病毒不同，安第斯汉坦病毒是目前已知具有明确人际传播能力的类型之一。当病毒进入人员高度密集、空间相对封闭且人员持续共同生活的游轮环境后，其传播和扩散风险随之显著增加。

游轮所具有的高密度、长时间共同生活以及跨区域人员流动等特点，使其成为新发病毒传播的潜在放大器。一旦病毒进入这样的环境，疫情处置就不再只是单个患者的临床诊疗问题，而会迅速转变为涉及病例识别、密切接触者追踪、隔离、人员转运、实验室诊断以及跨国协调的综合性公共卫生事件。

此次疫情中，ECDC、WHO以及多个利益攸关方开展了协调应对。由于游轮悬挂荷兰国旗，疫情报告和信息共享涉及欧洲预警与响应体系；与此同时，病例转运和人员撤离又涉及南非、佛得角、加那利群岛以及鹿特丹等多个地点，使这起疫情成为一次典型的跨国家、跨地区疫情协同应对案例。

这起疫情也再次凸显了新发病毒疫情中快速病原学识别的重要性。当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时，单纯依靠症状很难迅速锁定病原体，因此疫情准备不能仅停留在“发现患者”这一层面，还需要具备快速PCR检测、病毒分子鉴定以及进一步开展基因组监测的能力。同时，对于游轮等特殊环境，还需要将卫生条件、空气质量以及感染控制措施纳入整体疫情防控体系。

当新发病毒进入封闭、高密度的人群环境后，其传播速度可能远远超过单纯临床诊疗体系的响应速度。真正有效的疫情应对，需要将快速诊断、流行病学调查、感染控制和跨区域协同能力整合在一起。

曹彬教授：从埃博拉疫情到“呼吸道病毒性感染中毒症”

本次报告首先提出一个值得警醒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为下一次疫情做好了准备？

当前重新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造成大量病例和死亡，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全球公共卫生警报真正拉响时，病毒往往已经传播了一段时间。此次疫情早期，社区聚集性死亡和医务人员感染成为重要信号，回顾性检测也提示病毒可能已在正式宣布疫情之前传播数周。

此次疫情之所以难以早期识别，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临床表现并不一定符合熟悉的“出血热”模式。早期患者更多表现为发热、头痛、肌痛、咽痛，随后出现呕吐和腹泻，与流感等常见疾病高度重叠。如果临床医生过度依赖典型出血表现，就可能错过早期诊断窗口。

与此同时，医疗机构本身也可能成为疫情扩大的重要场所。当早期识别不足、患者在不同医疗机构之间流动、院内感染增加，而病原学检测又受到限制时，患者可能直到疾病晚期才进入规范医疗体系，此时毛细血管渗漏和器官衰竭已经发生，医疗系统也可能迅速面临超负荷。

与2014年相比，全球疫情应对能力确实取得了进步。临床试验平台能够更快启动，科研与应急治理的协同能力进一步增强，对疫苗和治疗策略的证据评价也更加审慎。但另一方面，疫情发现延迟、医疗救治能力不足、转诊和氧疗资源受限，以及针对特定病毒缺乏获批疫苗和治疗手段等问题依然存在。

尽管不同病毒在传播方式和生物学特征上存在差异，但重症病毒感染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早期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疾病进展可能非常迅速，并可出现毛细血管渗漏、休克、肺水肿和重症呼吸衰竭。患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从前驱症状快速进展至危重状态。因此，对于重症病毒感染，临床识别和治疗不能停留在某一个固定时间点，而应根据疾病阶段进行动态判断和管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认识正在延伸至临床：什么是呼吸道病毒性感染中毒症？长期以来，医生对于感染中毒症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细菌感染基础之上。但越来越多的临床数据提示，病毒可能是长期被低估的重要病原体。

病毒性感染中毒症的识别同样面临挑战。一方面，部分患者传统培养结果为阴性；另一方面，病毒检测受到检测窗口等因素影响，而不同病毒感染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临床异质性。部分患者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经历从疾病起始、呼吸困难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甚至ICU收治的快速进展，而传统以细菌感染为中心建立的感染中毒症诊疗路径，可能无法充分捕捉这种疾病轨迹。从病理生理角度看，重症重病毒性肺炎不仅存在病毒对宿主细胞的直接侵袭，还可能伴随过度的免疫反应，导致广泛肺部损伤，并快速发展为重症低氧血症甚至“白肺”。因此，病毒感染导致的器官功能障碍并非只是“感染了病毒”，而可能是病毒复制、宿主免疫反应和器官损伤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这一认识，有必要突破传统的细菌性感染中毒症范式，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呼吸道病毒性感染中毒症（Respiratory Viral Sepsis）”这一临床实体。与典型细菌性感染中毒症相比，其疾病起点通常位于肺部感染，核心病理过程更多涉及病毒直接损伤以及宿主免疫反应的进一步放大，临床进程和血流动力学特征也可能存在差异。

这也意味着，病毒性感染中毒症不能简单复制传统细菌性感染中毒症的治疗模式。临床管理需要更加突出病原体导向和动态评估：尽早开展病毒病原学检测，尽可能明确感染性质；根据患者疾病阶段进行个体化液体管理，避免过度的液体负荷进一步加重肺损伤；同时加强抗菌药物管理，在临床病程和病原学证据支持下及时进行抗生素降阶和停用，减少不必要的抗菌药物暴露。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是否已经为下一次疫情做好准备？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是”。检测、科研协作和应急治理能力已经明显进步，但针对未知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手段、可规模化的临床救治能力，以及疫情应对资源，仍然存在不足。我们已经拥有了快速研究疫情的能力，但真正决定下一场疫情结局的，是我们能否把这种速度转化为快速阻止疫情的能力。

专家介绍

曹彬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现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学部委员。

刘东

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曹彬教授，研究方向为呼吸道病毒感染的临床和转化研究。

特别感谢曹彬教授给《呼吸界》的投稿！

* 文章仅供医疗卫生相关从业者阅读参考

本文完

责编：Jerry